都是这样开场：造反派喊：“把走资派带上来！你们自己报狗名！”造反派们给这些走资派都起好了罪名，比如说某某是苏修特务、走资派，那他自报“狗名”就要说：“我是苏修特务、走资派某某。”这样说了，这关就算过了，接着开批斗会。那些被揪斗的人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爸爸从来不，让他“报狗名”，他只说；“我是杨守沫”，他从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那些罪名。每次开批斗会，造反派都恨的直咬牙，推推搡搡地骂：“国民党！顽固的反动派！告诉你，换个单位早把你打死了！”因为省图书馆毕竟是个文化单位，造反派里很多都是大学生，相对来说文明程度高些，动手打人还是没那么严重。另外省军区还有爸爸的老领导也多次力保，他们还是顾及着些。但是这次爸爸被打的很重。
消息通过省军区有关部门告诉了妈妈，说已经批评他们了，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已经治疗了，没有大问题。妈妈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星期天，妈妈准备了东西之后，给弟弟兜里装了两个苹果，妈妈叮嘱弟弟：“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苹果拿给爸爸，问问他身体怎么样。”弟弟点点头。
我们到了省图后，意外地见到了爸爸！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屋子里有人看守着。我们把东西拿过去接受检查，一切还算顺利。可能是因为腰受了伤，不能干活了，让他坐着，也允许我们看看他，说明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弟弟跑过去，从兜里掏出苹果递给爸爸，说：“爸爸你的腰好了吗？”这句话就像捅了马蜂窝，看守的造反派是个30多岁的男人，他一下子跳起来，追着弟弟大声喝道：“你说什么？什么腰？什么伤？你小崽子乱说什么！哪里有伤？哪里有伤！”六岁的弟弟吓得哇哇大哭，我吓得不知所措。爸爸站起来说：“小孩子不懂事，他只是随口问问我身体怎么样嘛！”造反派回头喝道：“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我含着眼泪拉起哭着的弟弟出了门，两个苹果也给扔出来了。
从爸爸被抓进去，我们这是唯一的一次被允许看到爸爸（上次是偶然碰上）。
每到星期天，我都要带弟弟去探望爸爸，这已经成了我一块心病。又想爸爸，想去看爸爸；又怕去，怕被训斥，怕受气；又不能不去。弟弟倒是非常坚决，每次都一定跟着去。
入冬的时候，爸爸关押的地点改变到了省委党校，全省文化系统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到那里，由军宣队统一管理。这回管理的正规些了，人身安全不用担心了。每次送东西仍然要检查，但是宽松一些了。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从家乘公共汽车到和兴路，下车还要走好远才能到党校，弟弟每次都被冻的直哭，我用手给他捂着脸，哄着他。可是每次探望，他还是一定要去。
这是1968年的年底，我满11周岁了。爸爸已经被关进“牛棚”整整七个月，我和弟弟“探监”也去了几十次了。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自由呢？
省图书馆和省委党校这两个地方，至今我也不愿意进去。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了40多年，省图已搬迁了，党校也翻新改建面貌全新了，我还是不愿意去。每当路过这两个地方，我的脑海里立即就会浮现出爸爸那深深看我们的一眼，我的耳畔就会听到弟弟在寒风里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