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部队从中学招一批兵，我也被推选了，也是因为出身问题被卡下来了。直到1976年我下乡在生产建设兵团入党提干，爸爸当时早已被“解放”恢复工作了，可是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仍然影响到我，那几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仍然填写在我的入党志愿书“向组织说明问题”一栏里，我是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破格吸收入党的。妈妈曾经叹着气对我说：“你积极上进要求进步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你爸爸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对你影响很大呀。你如果真去当空军飞行员，都不能让你开飞机上天啊！”
爸爸被抓走关押之后，不准回家，每个月只给家里发30元生活费。好在妈妈在单位情况还好，因为她家庭出身没问题，职务是总护士长，还不算“当权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被结合进去了。妈妈当时工资90多元，维持家庭生活还可以。但妈妈工作非常忙，单位离家又特别远，道里区到太平区，中间还要换一次车。每天一早就上班走了，晚上很晚才回家，经常还要值夜班不回来。保姆大姐姐已经结婚走了，家里就剩我们这几个孩子自己照顾自己了。当时姐姐12岁，我10岁，弟弟6岁，没有大人的时候，有剩饭就吃几口，经常没吃的了就饿一顿。
每到星期天，妈妈都准备些生活用品，让姐姐带我和弟弟一起去省图书馆看爸爸。在文革前爸爸刚到省图工作时，爸爸曾多次带我们去过，给我们找书看，那时很多的叔叔阿姨对我们都非常亲热。可是现在我们去了，碰到的都是冷冰冰的面孔，粗声大气的呵斥。姐姐去过几次后再也不肯去了，只好由我带着弟弟去。
根本不准见爸爸，把东西拿出来，造反派们一样一样检查，不合格的东西给扔出来。比方说妈妈有时候给带些吃的东西，一律不准。带香烟只准带“葡萄”牌以下的，“迎春”牌的都不准。“葡萄”牌0.23元/盒，“迎春”牌是0.27元。但是妈妈每次还是坚持带些吃的东西，指望着我们能碰上个好说话的人，这样爸爸也多少能吃到一点。
允许写简单的信，我们每次都给爸爸写，爸爸每次也都写给我们，需要什么就写在信里。
造反派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好心人，看到我们小哥俩10岁的领着6岁的来看爸爸，对我们很和蔼，吃的也让留下，“迎春”也可以留下。但这样的人很少，多数态度很冷淡。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男的，大个子，经常穿双白高级球鞋，还有一个女的，也是大个子，大宽脸，戴副眼镜，态度最坏，从来说话没好气，到我们家抄家就是他俩带头，最凶恶。如果碰到他们，我们挨顿训斥不说，几乎所有带的东西几乎全都给扔回来，还要加上一句：“以后不准带这些东西来！”
爸爸每次来信都要告诉妈妈：孩子们来探望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来。他是担心妈妈受气啊。
有一次我和弟弟刚走进省图书馆的大院，迎面看到了爸爸！他正和几个被关押的人在造反派的看管下抬木头，我们看看他，没敢喊。爸爸也看到了我们，他也没作声，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这一眼似乎很漠然很冷淡，又似乎包含着千言万语，这一眼直射入我脑海之中，从此就像照片一样定格了......
有一次开批斗会，造反派动手打了爸爸，腰受了伤。后来爸爸讲过，那时候每次开批斗会，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