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员蔡运升与日本总领事的交涉，一时间没有结果。各个方面都着急，最着急的自然是刘瀚。这场由他尽维护国家主权之责而展开的同日本人侵权的斗争，没能像设想的那么顺利，刘瀚无形中感到相当大的压力。日本方面的利诱威胁，固然可以不去理它，而由张宣监督支持，镇威上将军公署出面的取缔行动，如果取缔不了，那可真地会贻讥外人，更严重的是国家利权会进一步地外溢，这可是头等大事。刘瀚也清楚，日本方面较劲的实质是保住他们的XOY无线电台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利益，而表面上讲的则是他们听广播需要设天线。我们以前在广播方面疏于社会管理，没有设立管理机构，没有订立管理章程和法规，而要办到这些，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取缔XOY难以立刻做到，心里怎么能不着急。
刘瀚的情绪，夫人冯慕勤已经察觉，她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丈夫，也了解了取缔日本通信社受阻的大概情形，就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儿不逮，大家想办法。刘瀚听了，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情绪为之一振。1926年，邻居古巴廖夫已经搬走，但是还有罗特和乌鲁苏。刘瀚就把他们两位和冯士潜找来，问他们有没有中国的或外国的广播无线电方面的法律法规。冯士潜说有《电信条例》，没有别的。罗特和乌鲁苏都说没有。刘瀚就请他们俩到东省铁路图书馆去查借。结果找到了英国广播的法规和交通部1924年8月颁发的《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刘瀚很高兴，看上去好像用这个暂行规则取缔日本商业通信社的XOY电机可奏效。但仔细一研究，这个暂行规则称其是“依照《电信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办事的，然而《电信条例》第三条说“左列电信经政府之许可得由个人或团体私设”，共列出6款情形之后，说“前项之规定除第四款、第五款外，于无线电报不适用”(第四、五款指航海时及做科学实验者)，即铁路、矿山、个人、团体、公署等均不可设无线电。这样，就出现“依照”着“不可设”而“设”，在法理上就自相矛盾(如同“依照”“不可杀”而“杀”，“依照”“不可为”而“为”)，恐难有力取缔XOY。
刘瀚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有迎着困难上了。他善于冷静思考，摆在面前的夫人所说的“不逮”之处，不外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无线电台取缔日本人侵权，确保自身发展这一方面；其二是广播电台必须进行社会管理，同时加强扩充这一方面。而现在是两者纠缠到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把广播的管理问题弄好，取缔XOY才会迎刃而解。广播要管理就需要有法规，需要有依法的管理机构，需要把广播做好做强。
广播管理的法规，不过是缘用既有成法或制订新法两条路。旧法《电信条例》和《暂行规则》有不足为用的地方，那就只有制订新的关于广播的法律法规。然而制订法规得由上司部门来做，至少要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来做，自己只能建议。刘瀚想，自己若上《呈》建议，专等监督处动手，时日一定延长；不如自己先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以便缩短日程。即使缩短日程，可能也需要几十天到几个月，那么这期间就可以先把广播发射机提高功率，进行一次广播的自我宣展活动，改进节目。然后再建立一个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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