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性恶》，“礼义法度”之“生”，乃基于“圣人积思虑”，并修习过往旧文(“伪故”)，那么，荀子这里所说的“生”当不是就“起源”说，而是别有所指。这个问题，对照章学诚论周公的一段文字会比较清楚：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财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此处正可作“圣人积思虑，习伪故，生礼义而制法度”的注脚。荀子曾盛赞周公，称之为“圣”，但在他看来，周公之为“圣”，并不在于其普通意义上的道德力量，而是由于他表现出的非凡的政治才能：“善调一天下”。这个评价与荀书对“圣人”的描述是一致的。在荀子，“圣人”是具有超群智虑的政治家。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另起规矩，而恰恰表示，他们能够继往开来，在饱阅古今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为人群指出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制定相应的规范——从前面对“法”的讨论看，这可以视为一种立“法”。另一方面，圣人“集千古之大成”，也不仅是经验借鉴，而应理解为“道”的传承。这一点，不只从孔子论三代礼制之“损益”可见，并且，就荀子在“道法先王，法法后王”的意义上主张“法先王”与“法后王”，也可得进一步的说明。由上可见，荀子强调“圣人(王)礼义”之必要，是基于从政治的角度、在道法传承的意义上理解“圣人”与“礼义”的关系。所谓“礼义法度”“生於圣人之伪”，并不表示圣人能凭空自为“礼义法度”，而是说，继往圣之大成，开制度之新貌，立“礼”为天下大“法”，非“圣人”莫能为之；就礼的完备及其成为“法”的可能性而言，确实可以说它“生”于“圣人之伪”。能以“礼法”统率天下的“圣人”，当然即是“圣王”。由苟子将“圣王礼义”之必要归宗于“礼法”的统治，就可理解他批评“性善”说“去圣王，息礼义”的真实含义。孟子主张扩充人的“善端”、“反身而诚”，荀子所看重的“(礼)法”确实不太可能在他的“性善”说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前文已述荀子为“重圣王礼义而主性恶”。由于“圣王礼义”本质上意味着“礼法”，也可以说，显明“礼法”之必要性，是他论“性恶”的重要意图。“礼法”一方面表明，礼义作为“人道”，要真正落实于现实层面，不能仅仅诉诸人们的内在体认，而必须更多地依靠具有强制色彩的外在规范：“法”；而一种需要政治权威予以引导管理的“人性”，不可能被说成是“善”的，因此也不应该任其自为。从这一角度看，并考虑到“性善”论的影响，“性恶”的判断显然很有必要。另一方面，“礼法”也可以理解为，荀子所说的“法”，并不着眼于形式上的合法性，关键在于“法”的实质内容是否正当，或者说，是否合于礼——这一点，从他“非礼，是无法也”的说法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印证。他的这一态度，明显与现代西方的程序正义观念背道而驰。确切地说，在他，“礼法”绝不可能表示“正义就是指合法性”，而毋宁说，只有符合“正义”(礼义)的规范才具有“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荀子何以在《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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