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就更加显明，荀子以效用论“性恶”的重心其实是落在“师法”、“礼义”上。由此可以考虑，“性恶”是一个预先的判断，将“性”框定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然层面，则是为证立“性恶”而作的必要的理论设定；换言之，荀子“不是先看到性恶的根据然后才说性恶，而是要说性恶后才去找性恶的根据”。因此，重要的不是理论定性本身，甚至也不在于“性”的实际内涵及“性”事实上是“善”还是“恶”，而是关于“性”的价值定性会导出何种进一步的推论。这一点，从荀子的以下说法可以得到相当的印证：“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0”可见，“定性，，的不I司，其要害在于关乎实践领域内两个殊异的进向。这样，就能够理解，他在《性恶》中对“性善”说的批驳，何以只笼统地涉及“人之性善”的说法，而并不细究孟子讲“性善”的真正含义：除了“性善”说可能会给人一种“人生而善”、无需自为的简单印象之外，更在于，无论“性善”说有怎样微妙的内涵，都会导致否认“圣王”、“礼义”在人们向“善”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荀子的这一考虑，在其针对“性善”说的又一次反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此处荀子将“善”解为“正理平治”，有点特别。虽然依苟书，可以说“礼本是一切正理平治的根源”，但从引文看，仅仅突出“礼义”，不足以解释荀子何以将“善”等同于“正理平治”。实际上，他反复同时强调“君上之势、礼义之化，法正之治，刑罚之禁”，已经表明，对于“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圣王”的统治与“礼义”不仅同等重要，并且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荀子批评“性善”道：“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反过来，若用“圣王礼义”，则必言“性”为“偏险悖乱”(“恶”)。可见，荀子是为“重圣王礼义而倡言性恶”。因此，他对“性善”的批评才不限于澄清关于“性”的不同看法，而是层层递进，试图捣毁“性善”说可能的容身之所。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清理态度，很难从学术之争的角度理解。
荀子说：“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但实际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且也不讳言礼义，与荀子的指责看起来正相反。《性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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