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劝说，可谓考虑周全，照顾到人们可能具有的多种行为动机，而意在使他们殊途同归，同合于“道”。不过，人们意识到礼对其生活的必要性与依礼生活之间，或者说，知与行之间，仍然距离遥远。当“应该”的问题解决之后，“如何”的问题自当接踵而至。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只考察他的以上论说，至少不能充分解答。按他一贯审慎务实的思考性格，在劝说人们“学”的同时，必然会考虑“如何学”的问题。对此，他给出了一个相当明确且坚决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对于解决人们最终能否在现实中依礼生活，这个方案非常重要，为此他不惜对“人性”作出了一个价值上消极的判断。并且，他由此所生发出来的教导，可以追溯至古老的源头。5．1“性恶”说的目的荀子的“性恶”说历来备受注目；对他以人的欲望本能界定“人性”的说法，大概也不会有多少异议。他此前的论说，常立足于人未经雕琢的欲望倾向展开，始终或隐或显地有一个人性的背景。这一背景所呈现的“人性”固然有些黯淡，表明荀子对人采取了较低的观察角度。但这未致导出“性恶”的结论，因为，从自然中孕育出来的人的天然情性，“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理论上，当它是其所是，就仍在一切坐标之外，不能以善恶论之。此外，荀子区分人的不同欲望倾向进行劝说，也暗示了他在相当程度上接受或至少是承认人的欲望本能——正是他的这一态度，才使他愿意并能够展开劝说。由于以上两点，他在《性恶》中作出的“性恶”判断似乎显得有些蹊跷。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思想上的矛盾或表达上的不一致，而应该联系他的论说动机进一步考虑。
荀子谈论“性恶”，孟子的“性善”说至少是一个诱因。这一点，前文已略有涉及，也为不少论者所指出。孟、苟二子作为战国时代最为突出的两位大儒，他们在“人性论”方面鲜明的分歧相当引人注目；加之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孟子有过激烈的批评，使得他提出“性恶”说很像是有的放矢。尤其，他在《性恶》中曾四次明确引“孟子”关于“性善”的说法并加以驳斥，试图在此反驳过程中，层层证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故从表达上看，可以说，他的“性恶”论是在对“性善”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触及到荀子讨论“性恶”的根本目的，也无助于把握“性恶”说的现实内涵。一种可行的理解思路是：既然他的“人『生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性善”说的回应，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反对“性善”？
荀子对“性善”说的驳斥，从表面上看，是比较理论化的，这显得他提出相反的“人性论”观点与之对峙，似乎应归为一种观念上的论争。这一印象，大概还是源于他的批评一开始就表现得执着于对相关概念的区分：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
日：是不然。是不及知入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所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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