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剞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此处屡言人恣其私意、逞一时之快，以致所得与所求殊异。问题还不止于结果出人意料，更在于这暗示了一种务求胜人的意气之勇。王船山论汉光武，赞日：“勇者，非气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相较之下，意气不过是放任血气、无力自制的表现，是鲁莽的匹夫之勇。行意气之私者不仅得其所恶，且其“勇”也不足称道。在荀子看来，勇者，人多有之，然而不同的“勇”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於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所谓“轻死而暴”的“小人之勇”，几近于前引“快快而亡”之“怒”，均为“肆意而亡其身者”。乘血气赴死的“勇”并非有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勇”，它意味着人对行为后果没有充分的考虑，因而也很难坦然承受意外的结果；即便在此种“勇”中，人真能淡然于生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由于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意气从而将意气当作最重要者。故此，荀子斥“斗者”日：“将以为智邪？而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而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这就从反面解释了他关于“重身”的理解。此为其论“避祸”的第一层。在这层面上，“避祸”体现了一种高于意气的节制之“勇”——控制易冲动的意气，本身就需要勇气。顺此，荀子以“重死持义而不桡”论“士君子之勇”。在他看来，“士君子”之“重死”，在于其不屑于意气之勇故不轻言死；但是，他们“虽重爱其死”，仍“执节持义，不桡曲以苟生”。正如《礼记·聘义》所言：
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为勇敢。……故所贵於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於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於战胜。……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者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礼义、战胜，而用之於争斗，则谓之乱人。史迁论“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近之。
尽管“避祸”以全孝行“道”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荀子并不满足于，汉就“士君子”之“重死持义”勉励人们爱重其身并“敢行礼义”，而更进一步向时人阐明“避祸”与“道”之间的现实关系，以此诱导他们学行礼义，这就触及到了他们更为根本和实际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他一开始就试图借助《诗》来展开劝说：
《诗》日：“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长於无祸。上引文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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