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固然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名”可能导致的诈伪的问题，但在荀子看来，“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而“名”也是“欲”之一种，好荣恶辱，乃是人的自然反应，由此看来，根除人对于名望的欲求，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设想。无论是“无名”主张，还是“见侮不辱”的说法，都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名”所带来的上述问题。何况，从他关于“君子小人之分”的论说看，“名”本身尚有一种劝勉人向善的功效。在他而言，“名”欲既不可去，也不必去。
其实，立“名”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荀子在标榜各种“名”以进行劝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并力图避免。这一点，体现为他不厌其详地反复强调并对照支撑各种“名”的行为方式，意在使人们明了君子何以有“君子”之“名”，从而劝他们行其“实”然后享其“名”。他对于由“名”生“伪”的问题的关注并不止于此。除明确各种“名”所对应的“实”，他还专门讨论了“诚”的问题：
君子养心莫善於诚，致诚则无他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於心，见於色，出於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此节中，关于“诚”之意，历来注家意见不太一致，有必要略作澄清。杨惊释“诚”为“无奸诈”，颇受质疑，但从苟书中“诚”的用法看，杨注其实比较贴切。《不苟》日：“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诚信”与“夸诞”对举，文意显然。又，《乐论》言“著诚去伪”，“诚”之意更明。因此，荀子关于“诚”的用法实际上很朴实，不过指“实也，谓无虚伪也”。另，“慎其独”的说法，又见于《礼记·礼器》、《大学》、《中庸》。郑玄注《礼器》“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日“少其牲物，致诚悫”，故“慎独”即“诚独”。此说也适合于解释荀子此处所谓的“慎独”，而“独者，人之所不见也”。从前面关于“诚”和“慎独”的辨析来看，本节引文对治由“名”而生“伪”(诈伪)之弊端的用意极为明显。荀子反复以“天地”喻“君子”之“诚”，意谓二者皆有“常”。一人“诚”与否，于他人所不见之时表现最为真实，唯能时时事事显现其“诚”，斯可谓有“常”。人见则行“道”，人不见则从其欲，不过是沽君子之“名”，实则为“伪”，所以荀子说“不诚则不独”。所谓“不独则不形”，“形”即“形见於外”，但也应以“常”论，人见则“形於外”，人不见则否，不可谓“形”，故郝懿行日“形即形此独也”。沽名钓誉者，“心”虽知礼义，也“见於色，出於言”，但由于其只求“名”而无意于专_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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