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小雅·小明》。按全诗，其旨原在“因己之久役而念友之安居”。但荀子引此诗则别有所指。“无恒安息”乃对有志之“君子”言，意在“戒之使不怀安也”，从而劝其“谋恭其位，好正直之道”，这正与《劝学》篇首“学不可以已”相呼应，印证荀子“引此诗以喻劝学”的意图。上引文中，荀子的“劝学”最终归结为一种功利性的诱导：“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这给人一种印象：他试图将“神”所助之大福和“学”联系起来。就此理解看，他的做法，与其所竭力辟除的“机祥”之类在本质上似乎并没有多大分别。但是，这种带有迷信倾向的理解显然不能准确描述他在这里的态度，因为，他接下来的论说赋予“神”和“福”以特殊的含义：“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长於无祸。”所谓“神”，不过是化人于日用伦常之中的“人道”，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色彩；“福”当以“无祸”论，也不意味着那些在荀子看来无法兑现的利益承诺，而仅指人们行世的“安全”。虽然在各种“好处”中，“安全”看起来或许最低也最消极，但因此也最根本。据荀子，“无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可以通过修身把握的一种“福”：“怠慢忘身，祸灾乃作”。他引《小明》诗句，无疑是一种断章取义的用《诗》法，旨在阐明修身与“无祸”的关系。他在通过《诗》教的方式含蓄地表达这种关系的同时，还运用了一系列类比加深这方面的阅读印象：“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螨聚焉”，皆喻灾祸之作，必有其源头，“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人修身处世之表现，均无外乎言行；节制言行，也非刻意于一时一事，而根本上是个人内在品质的自然流露，这就涉及谨慎其“学”的问题。按苟书，所谓“学”，“至乎礼而止矣”，“避祸”的问题终究要归结为学“礼”。这就更加接近荀子劝说的目的了。
在“避祸”的问题上，荀子没有回避那些“意外”的祸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纳入其论说中：
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馒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所谓“仁义德行”，也即是“礼”之内化。荀子以“常安之术”论之，明显带有劝导的意味。但言止于此，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现实中，君子危而小人安的情形并不罕见。故荀子接着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指出即便身为君子，也可能遭遇危殆之祸，但正如行“常危之术…‘未必不安”一样，都不过是非常之事。依循常理行事，并非君子之专能，小人若深知之，也自为之，但他们常存侥幸心理，以致“遇其所恶”。通过论“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荀子将判断力的差异说成是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点，在他讨论“偏伤之患”时表现得尤为明确：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这可看作“君子道其常”的详细注解。人有“偏伤之患”，皆在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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