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全之别，故荀子讲“礼本于人心”有其特定的涵义：他并非就所有人之“心”言之，而是从人之常情立论。按苟子，“礼本为中人设”。在人群中，“中人”最具代表性，中人之情也可视为人之常情；以此常情为准，过之或不及者不乏其人，正是基于这一点，荀子言：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杨惊注日：“皆谓使贤不肖得中也。贤者则达爱敬之文而已，不至於灭性；不肖者用此成行义之美，不至於禽兽也。”更表明礼循人之常情而成“文”。故此，荀子论“三年之丧”，谓之“称情而立文”，正是基于“子生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怀”这一常识；同时，他又言“有血气之属”者莫不爱其类、爱其亲，而人为最，诸如此类，均是就人之常情立论，并非如孟子论“性善”那样，断言“人皆有之”。

    总的看来，荀子论礼，始终本于“势之不得不然”、人天生情性之“当然”。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他何以如此描述人在“无有壅蔽”的“大清明”状态下之所见：

    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於室而见四海，处於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晕晕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此言人若辟除各种偏蔽，虚心以应物，则“万物莫有形而不显示於人，莫显示人而不有伦理，理无不宜而分位不失”。这也可谓见“道”(礼义)。荀子虽用“明参日月”等富于想象力的说法喻示“虚壹而静则通於神明”，但就礼义为当然之“道”而言，这里面并没有太多神秘之处，不过言人“不滞於偏见曲说”，则能洞察到万物当然的秩序，犹如“道”直现眼前一般，与天然事物似无二致。这一点，进一步理解荀子关于“天”的讨论会更加明了。“天”对于他的辩说实际上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如前章所论，以“天人相分”澄清“道”之在人；另一方面，也以“知天”表明礼之“自然”根基：

《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