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又为“性之质体”，故“情”与“性”相依，皆为不事而自然者。人“性”始为混沌，“感物之后，分为此六者，谓之情”：好、恶、喜、怒、哀、乐，随之即形成对外物的情感判断。具体地讲，若人无好恶之心，则世间万事万物于人无别；但人生不能无“情”，有“情”者不能不接物，并将“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投映于外物，由此事物即分别为可喜者、可恶者等等。由于“情”为欲望本能(“性”)之“质体”，当其感应外物而具方向性，就会赋予欲望本能明确的情绪意向，使其随“情”对外在事物的分别而具体化、现实化。如人的食欲本能，初时只是欲“食”，对所欲者并无判别，一旦“情”为外物贴上“可喜”、“可恶”等标签，人就必然会对所欲食者有所选择，从而确定其欲望对象，此时欲望本能就显现为有具体内容和指向的现实欲望。这种现实欲望以欲望本能为基础，以“情”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为形成条件，使原为盲目的“性”之本能欲求找到了实在、明确的方向。这是“欲者情之应也”的主要含义。此外，“情”还具有延续性，故其为欲望本能“认可了”某种欲求对象后，又会发动这种本能产生追求它的愿望：“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至于是否将此愿望付诸行动，则取决于人对现实的理性判断，即“心为之择”(虑)，故荀子言：“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可见，有“性”即有“情”，有“情”即有“欲”；人对外在事物的具体欲望，发端于“性”而成于“情”。据此可明了，荀子以“情之应”描述“欲”，表明他注重现实欲望，并把“情”视为调节“欲”的关键环节。虽然他不乏精细的理论分析能力，但他显示这种能力主要是为了寻找调控现实欲望的途径。他一贯务实的思考和辩说品格，使他不会满足于仅认识和解说一般的欲望本能，而必然关注驱使人们渴求行动的现实欲望；他即便在笼统的意义上讲“目好色”等“生於人之情性”，也于有意无意问将讨论重心定位在经验性的现实欲望上。因此，他屡用“情性”一词，决不是无心之举；“情”、“性”、“欲”虽同属一体而不可分割，但三者的区分并非可有可无——这种区分正为他论礼所必需。从上述“情”、“欲”的关系看，“情”可谓是“养人之欲”的关键之处。“欲”之难养，正在于“情”之不调。就此，荀子明言礼乃是基于人之“天情”并为调养其好恶喜怒哀乐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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