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排异说
虽然“营巫祝、信机祥”是“道”之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对荀子来说，“机祥”之类并不是当时睢一乖离礼义、混乱视听的观念；至少同样重要的另一现实是，“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诸子的学说，固然并不如迷信观念那样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在荀子看来，由于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足以欺惑愚众”。更值得他关注的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只设教授徒，并且竞相奔走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的言论影响所及范围很广，包括那些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人——实际上，有的学派(如法家)的学说，已经部分或决定性地左右着当时一些国家的政治方向。在此情形下，荀子推行礼的努力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并且，他将礼视为“人道”，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超越性的理由已不大可能成为他说服大多数人的根据，遑论基于传统本身的权威而展开的说教——如果这种说教可为，他的诸多篇章就成为多余的了。所以他只能主要诉诸其主张的现实效用。这也正是当时不少学说的主旨或出发点。由于某些学说的功用性已在相当程度上为当时的政治实践所证实，它们的影响会愈加广泛和牢固；即便是那些似以“空谈”见长的学说，因为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自有其说服力。这些不只使得荀子更加有必要通过论辩来清除各种“异说”，也增加了他论辩的难度，意味着他不得不在说法上更趋于实用性。这一点，在他针对墨家展开的辩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对墨家的批评也正是苟书排除“异说”的重点之一。“距墨”是荀子与孟子共通之处，但他们在具体处理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荀子抨击孟子的基本原因。此外，他对辩者(名家)的批评也比较有代表性，这不仅因为他曾经专篇讨论过“正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辩者的论说所牵涉的心理背景在当时不少学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考察荀子对墨、孟、名三家的批评，可显其“排异说”的基本思路和态度。
本节没有全面涉及《非十二子》中对所有学派的批评。荀子展开辩驳的理由和采取的辩驳方式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他所排斥的诸家中，上述三家具有典型性；并且，对于群议，他有一个试图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而颇受非议的设想，在此设想之中，“异说”之间的具体差异实际上已不重要。
2．2．1距墨
荀子对墨家的批评是一个大题目。他们之间在观点上的重要分歧众所周知，故以下讨论主要从荀子的论辩角度展开。他对墨子的批评见于苟书多篇，最突出者莫过于《非十二子》：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钎也。此处以墨子、宋铏并列。但就荀子的批评看．仅以墨子论，已具有代表性；且宋铏之书不传，惟只言片语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加之苟书的其他相关篇章亦多单举墨子，故以下只提墨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荀子对诸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评价。从《墨子》一书看，这种评价对墨子可谓恰如其分。墨子言必称古，不少说法常溯至“古者圣王”，其书中也多有“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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