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语。这些均表明，他确实是“持之有故”。关于他的这一方面，荀子没有直接地予以反驳——当苟书通过论“礼乐”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墨子所说的古代时，对于荀子来说，墨子“持之有故”的一面就不攻自破了。在荀子看来，真正需要予以正面驳斥的部分，是墨子为其主张所提出的道理，即墨子反对礼乐的原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荀子批评墨子，不如说他是就墨子非议“礼乐”而为这一传统的正当性辩护。具体来看，荀子的辩护主要围绕墨子所表现出的“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的倾向展开。
从墨书看，荀子批评墨子“上功用”主要是就其“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而言。先看墨子的“节用”：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於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恢异物。……傀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日：“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缔络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於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於是制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入不饰。……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日：“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日：“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可见，“节用”乃是针对各种超出基本需要的“夸饰”而发，客观上即是反对礼仪。“节葬”亦然。墨子似乎特别强调“节葬”，因为：
……今惟毋以厚葬久丧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此处更显明，墨子所论．“节用”、“节葬”均是就现实功用而发。这也表现在他排斥“乐”的说法中：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由上可知，墨子的关注点始终落在“民利”上，他讲“节用(葬)”、“非乐”无不以现实功用为出发点。就儒家的一般看法而言，这种极其实用的态度，表明了墨家的境界“不及于人文，次于人文”。但是，荀子对墨子的批驳乃是基于维护礼乐的现实动机，他对墨子的回应就不能如此简单。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墨子的议论虽然朴素，却击中了要害，因为政治无法完全回避功用问题，无论其最终目的何在，实际功用必然是它所要触及的。如果荀子不能在这方面做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就很难说服大多数人尤其在位者，使他们信任为墨子斥为华而不实的礼乐。所以，他必须一开始就立足于墨子所设定的价值平台：
礼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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