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出于对传统的偏好和强烈的现实感，也基于对人性深刻而实际的考虑，对荀子来说，劝说才是必要且可行的。他相信或希望，通过恰当的辩说劝导，向来凭借机遇实现的“道”，有可能摆脱“命”的限制，成为一种可以现实地把握的人“道”。“道”之不行，在于人们不相信或不愿意遵从它，那么自然地，要实现“道”，就要让人们相信并遵从它。这个思路本质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一贯做法。荀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说教方式，不相信人们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对现实人性颇具悲观色彩的理解，使得以下事实对荀子尤为重要：较之直接灌输“真理”，劝导或诱导是更为有效的传道方式。正是因此，不应将《萄子》一书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著作。这部作品具有劝说的性质，其著者特殊的写作目的，使得它不可能是一部思想独白，而明显是一种辩说。《易·系辞上》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从写作的角度看，“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荀子著作的突出之处，正在于试图通过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灵活且现实的论说方式来文饰“道”，使之可亲可信，从而促使他们依循“道”。就此而言，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以鼓动天下之人从“道”为目的的辩说。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视角，《荀子》一书中不少看似突兀的地方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荀子》作为一部注重现实效果的著作，其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救世“活动”。这一点，荀子在书中其实已经明示：“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他试图以写作的方式来获得其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具有的“权力”，从而能够指导人们过一种遵礼循道的生活。通过这种努力，他想表明，“道”的实现实际上是可欲可为的。关于这一点，刘向叙录荀卿书，曾敏锐地指出：“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在荀子，“道”之为易行，不只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劝导说服人们顺从“道”，也由于他关于“道”(礼义)及其实现有更为实际的理解或解说——这一点，显然是服务于劝导的需要。“劝导”是荀子推行礼的主要方式和论说基调。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乃是礼如何可能在现实中规范人的生活，对这个问题具有时代特点的创造性回应及相应的努力，正是他的思想(或辩说)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因此，对苟书作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很可能是对它的解构。

    《荀子》全书呈现出一套较为完整而有层次的劝说策略，但这应该看成作者无意识的结果，换言之，荀子并非特意以一整本书作系统的论说。因为，先秦时个人著述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荀子》各篇为刘向整理成书也是较晚的事。荀子的劝说工作，实际上是以篇为单位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展开的，这使得他的某些篇章具有相对独立的主题，而另一些则在内容上明显相互交叉或补充；即便是那些以专章讨论过的问题，在其他篇章中也会或隐或显地有所涉及，这可理解为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的连贯性表现。各篇在内容或问题上的共通性、较为一致的劝说风格，使对《荀子》作整体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必要紧紧抓住荀子推行礼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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