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言：荀子的问题及苟书的性质(3)(第2/2页)
动机，审视其著作，从中理清其基本思路。
与很多同样具有劝说倾向的著作不同，《荀子》有选择地设定说服对象，他们主要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潜在的“士、君子”。由于古时并非每个人都具备阅读能力，荀子的劝说对象并没有涵括所有人；对于那些他认为注定是“庶民”的人，他寄望于通过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制度来使他们逐渐：习惯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他的说服方案也非常现实，主要针对其同时代的人展开劝说。在他来说，既然已看到“道”的实现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以俟后人”的态度就多少带有逃避责任的意味，因为，持这种超然态度的人，既不讳言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洞察力，又试图置身事外，把困难的问题延搁到无需自己付出努力的“将来”。荀子的诸多篇章勾画了他极具现实感的努力，其劝说也可谓步步为营。他首先面对的是一项可以称为“清扫”的工作，这主要体现为他针对诸子展开的辩说。如前所论，战国各家之间的论争从来就不是彼来我往的和平讨论，而常常表现为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断然否定。在这方面，荀子的态度看起来有些特殊。一方面，他的著作涉及对众多学派的理解，承认诸家均有所见；另一方面，他拒斥各家学说的激烈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有点“刀戈相见”的意味：不只在理智上拒绝它们，更主张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使这类“邪说”无容身之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互不相碍地出现在《荀子》书中，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只有将荀子与诸子之间的碰撞仅仅看成学术论争，这种困惑才会存在。实际上，他对诸子展开批评是出于改善现实的目的，并非为立一家之言而排除异己，故他不拘门户之别、承认诸家各有所见，自是情理之中事；而就其劝说动机而言，他与诸子之间的争论又确乎是一种性命之争，不激烈不足以制服对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战国时礼乐崩坏的局面，筑成了百家学说相激相荡的思想盛景；但从荀子的角度看，各种“异说”的流传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加速了传统的崩解。对他来说，劝说的首要障碍，正是这些他所谓的“邪说”。它们不只会败坏人们的趣味，还可能影响到当国者的政治决策。因此，应该从劝说的角度来理解荀子针对诸子的论辩，并将这些论辩视为其劝说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再考虑到，其他一些根深蒂固的流俗观念同样也在影响当时人们的趣味和行为取向，荀子必须进行“清扫”的范围显然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