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礼的认同，荀子的传统主义立场与其经验意识取得了一致。但这也可能导致其思想中的经验性特征掩盖其传统主义立场，使其对礼的认同看起来带有某种功利倾向。历史主要是关于过去成败得失的经验，它是“通过例证而不是概念用以教授人们审慎的知识形式，它的目的是效用和因果关系”；换言之，即使历史经验推荐某种价值规范，也主要由于此规范在众多事件中验之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把道德的善同成功相提并论”。但对“成功”的界定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价值预设，选择这种而非另一种经验也同样不能避开特定的价值立场，因此，即便是一种注重实效的历史考察，也已经包含了某种价值前提。事实上，战国时代，秦以一个偏远之国称霸中国的经验同样可以成为某种成功的范例。在此背景下，荀子从三代政治经验中确认礼的规范功能，本身就表明了他对王道政治的偏好，而这只能从他的传统主义立场得到解释。另一方面，荀子的经验意识也表现为强调“符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其论说的功利色彩。但这是关于如何实现目的的、即手段的功利，而不是关于目的本身的功利。礼不仅仅是手段，它是“道”的具体表现，实现礼治也就意味着重现荀子所推崇的王道政治，这种理想政治自然也是个人依礼生活的保证，所以，对于他来说，礼的普遍施行是最直接的目的。

    王道政治，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理想。尽管孔子以降的诸多儒者身体力行、培育人才，且奔走列国推行王道，但传说中的三代辉煌政治的重现却始终遥遥无期。王道政治所代表的传统的衰落表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逐渐改变，而政治权威们(如国君)也大多不以礼为治国的当然之道。所以，孔子有“道之将行与？命也；道之将废与？命也”的感叹，将“道”之行否归结为命运，而非人力所能强为。“礼崩乐坏”，根本上是社会实在因素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不是“世风”、“人心”使然，不过当时的儒者出于对传统的依恋而独抱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始终认为，王道政治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愿意并有能力倡行“道”。但是，在位者为“圣”，或“圣人”有其位，均属不可安排之事；具文、武之“圣”且有文、武之位，纯粹出于偶合。现实之中，“圣人”而不得其位，或据其位者非其人(圣人)，似乎才是常例；至于相反的情形，则只能寄望于无常的机运。此外，使平庸的在位者为“圣”或自愿让出权力，也都难以期待，因为基本上没有统治者会承认自己不具备政治才能而自动放弃权力；而教人成“圣”，即便假以时日，也是难为之事，这从孔门弟子无人称“圣”可略见一斑。这样看来，由于这种王道政治完全依赖于难得一遇的不确定因素，它的实现，确乎是一种运气。不过，也有人认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甚至，那些有勇气的人，“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它。这也正是荀子所考虑的：怎样使有赖于“时命”的“道”成为可以把握且可能实现的“人道”？他关注这一问题，不只是出于其传统主义立场，同时也是由其现实感所决定的。对他来说，好的政治和道德原则——礼义——业已确定，但是，仅仅认识到什么是“善”，对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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