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位体委主任练的是啥功呀？”
“哟，卓云(我父亲的字)兄，，”那老者一抬头，看是我父亲，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点了吧？看样子还行，多走动走动。”
“汉生，你过来，”父亲唤我上去后说道：“这是你范老伯。”
“范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声。
“我是范绍曾，就是《侍卫官杂记》里写的那个范绍曾。哈哈哈……”父亲也笑了，说：“行，你这么乐观，不拍梧桐树也能活百岁。”
走过去之后，父亲告诉我，范绍曾老伯起义后几经调整，文革前是挂名的河南体委主任，文革一开始就彻底靠边了。
一次在花园路口遇到张轸，张轸身材粗壮，声音宏亮，他说我很像父亲。和父亲年轻时一样。他与父亲是二十路军的老同事，当时二人不和，老来却恩仇皆泯，相互怜惜起来。
“听说你很忙，是不是？”父亲问。
“忙，是忙，搞外调的从早到晚不断。”张轸说，“我让他们排队！”
“你还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张轸曾任河南省主席)”父亲开个玩笑，“要人家拿筹会客吗？听说你还拍桌子骂人？”
“我骂我自己不会说假话。本来嘛，向我调查是为了弄清问题，我说事实他们不满意，说我不老实，非逼我写假材料不可，你说我该不该发火拍桌子？”
平日父亲很少说话，他常双手拄杖立在门口台阶上看门旁的两株苹果树，一看就是半天。这两株苹果树是我家刚搬来时，他同母亲两个人栽的，现树冠已经很大，早几年就结果子了。听母亲说，过去每年春天，父亲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后就没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结果很少。他除了上厕所和看病之外，偶尔也到院子里走动，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说“吃饭啦”、“下班啦”之类简单又简单的话。一次看到腰弯成曲尺形的阎济民拿个尿壶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到厕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语道：“他太惨了！”干枯的眼球蒙上一层？目水，阎济民原是新六师十六团团长，我父亲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时，阎升任第二师师长。在民主建国军“叛变”案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一个。1948年被关押的民主建国军军官绝大部分被释，重新分配工作，唯有他与其他几个人仍被囚禁(第一师师长聂志超死于狱中)，以便说明“叛变”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释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来。在我家后面住了一个政协伙房的大师傅，政协成立领导小组时，硬把他结合了进去，算是我父亲机关里的领导了。每次遇到我父亲，大师傅都要问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向他问问机关里的情况，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一次我父亲问他，机关里在忙什么，他说：“没什么忙的，还不是学习？我还干我的老本行。老先生们还坐在学习室里念报纸。”
“都学些啥呀？”父亲问。
“这几天在学习‘杨傅佘’。”大师傅答。
“谁叫‘杨傅余’哪？”
“这我就说不清了。要我说豆腐鱼我倒能说出个丁卯。”大师傅笑着，“反正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热辣，说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学呀！”父亲说。
“那是，那是。”大师傅点着头。
父亲看我寂寞，没有书看，一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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