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参加革命可以，为什么非要我去读书呢？”我争辩道。
“我说过了，读书也是革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说，“你哥哥比你大两岁，他去参军我不反对，像你这样年纪，去干什么？一打仗还是负担呢？”“我才不会成为负担呢！”
我妈看我又拗起来，数落着：“不听老人言，必定受艰难，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亲摆摆手，制止妈妈说：
“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我发现父亲这次回来，脾气比过去好多了。对我们很讲“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军阀作风革掉了不少。
过几天父亲又同我讲到北京上学的事，我以转学困难。插班困难来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气很大地说：
“到北京能没有你上的学？你想上哪间学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志嘛，找周恩来同志嘛。”，父亲说这话，一方面暴露了他的特权思想，一方面说明他当时还未想离开北京，他对他的个人前途还是乐观的。
我家住在小纸坊街，小纸坊街解放前住了许多要人，在开封很有名气。父亲一回来。整条街都知道“军长回来了”，街坊们都为我家庆幸，对我们家人很尊重。当时我所在的中原大学23队组织秧歌队没有锣鼓，我带同学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车的和别的街坊见到我，都喊我“三少爷”，回到学校同学们取笑我，我气得哭了一场，我对能使人称我为“少爷”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过去的岁月像一个破碎的阴影，笼罩着父亲，笼罩着儿子，笼罩着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阴影虽说破破烂烂，虽说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张用铁链结成的网，我们始终将它揭不开，推不去。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但我学的“辩证法”却教会我对他只看一面。那时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说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决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会部办公室工作时，一天晚饭后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同志在机关大院里游玩，办公室主任招呼我过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阶上，他笑着问我，你的父亲叫范龙章吧？我说是的，他说是到过延安的那个范龙章吗？我又说是的。他“呵”了一声，说他见过我父亲。
“你怎么见到他呢？”我诧异地问。
“在延安开大会我见过他，”主任笑笑，“不过他在主席台讲话，我在台下当听众，其实不认识。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无名小卒，也可以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他在延安的情况，我没听他讲过。”我说。
“既然你父亲是范龙章将军，你把家庭成份填写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亲在延安入了党，是党中央直接批准的共产党员，所以不能说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为官僚地主。”
主任与我谈过话后，再填表我就将家庭成份填为地主。1980年，组织上落实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实为革命军人。
一种政治压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亲、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关系。父亲本身何尝不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不在这种思潮下迷茫。后来我看到父亲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忆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前半生的同时，回避了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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