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忽然说，“汉生，我带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绍也是政协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几个门口。一进石老伯的房，父亲说，“老先生，俺汉生来向您借几本书看。”石老伯是个矮小干瘦的老头，忙扶扶黑边大眼镜，从一张破藤椅里站起身，“拿吧，拿吧，还借什么。反正这些书对我都没用了，我这辈子不会再看它们。”石老伯有两大柜子书，我从中挑了一本《希腊古代史》。父亲主动串门，这是唯一的一次。
父亲告诉我，石老伯是他们这一群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他在法国留学时与周总理相熟，后来回国参加了民社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政府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他坚决反对，他是民社党湖北省委主席，带领民社党湖北省委退出民社党，此举曾轰动全国。
在省政协驻会的老先生中，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是刘希程老伯。刘老伯比我父亲小几岁，他常开玩笑说，他是这群人中的“青年”，机关也把他当“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车送病人之类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来干。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参加过“八一”起义，由于他伯父是国民党元老的关系，后又回到国民党的军队里，抗战时任军长。他性格开朗、和善，几乎每天都来看看我父亲。他家在后面一排房住，门口正对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张《参考消息》，从窗口递给我。有时绕过来，进屋同父亲说说话，谈得最多的是学习室里的情况。
“今天谁回学习室了？”父亲问。
“回得有一半吧。”刘老伯接着说出几个人名来。
“学得咋样呵！”
“老样。”刘老伯慢条斯理地把学习室的风景描绘一番：某老头鼾声如雷，某老头口水流了一尺长，军代表大皱眉头，权当听不到，看不见，继续叫人念报纸。
“你哪？没睡一会？”
“我不敢呀？我‘年轻’哪。”
说到此，两个老头大笑起来。这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
父亲最亲密的伙伴是我妹妹的五岁儿子小栋。小栋长得胖乎乎潮，很好玩，整天与父亲为伴。只要小栋在身边，父亲脸上就有悦色。一会儿不见小栋，他就拄杖走到门口，大声叫：“栋！栋！”后来全院的孩子都学父亲呼叫小栋的喊声。。
1969年我在干校患病，回郑州治疗了五个多月。这是我一生同父亲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的身体比一年前又差了许多。他经常一个人闷坐，半天不语。母亲把饭做好，装好饭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说要他吃他也就不动筷子，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母亲同他讲话，他好像听不到，母亲常常苦笑着说：“看这老傻子。”我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阵悲凉。．
我喜欢问他过去的事，他断断续续地讲一些。一天晚上围坐炉边，他望着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说，“汉生，我从头给你讲讲吧。”从这一晚开始，他在炉边给我讲了许多个晚上。
他的思维基本上还是清楚的，我提到的问题，他大都能给以清晰的回答。我问了许多他在延安时的事，譬如他的入党经过，他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触等等，他都能记得起来。
有一晚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在我心中悬疑多年的问题，我说：
“爸，我们父子之间说真话，你告诉我，你起义后是不是想过‘叛变’，是不是又同汤恩伯取得了联系？”
父亲闭上眼久久没有说话，嘴角慢慢浮起苦涩的笑纹，轻轻吁了口气。
“欲加之罪呵！”他十分平静地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但邯郸起义之后，我同他没有联系。老镇嵩军的将领后来一直还能在军队中走动的只有三个人一一刘茂恩，武庭麟和我，刘茂恩是靠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倒戈，扣押万选才，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刘茂恩，我确是靠汤恩伯的帮助。汤恩伯认为我对他有救命之恩。1932年1月，汤恩伯的第二师在潢川一带被陈赓部击溃，汤与师部被围，我带着二二八旅增援，在一个河边，正遇王仲廉、郑洞国两旅溃散过河。王、郑见到我，告诉我说汤师长还被红军围困在河那边一个寨子里，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队反攻，并要王、郑两旅长整理他们的部队跟上来。此时红军已撤，我很轻易地给汤恩伯解了围。第二师战败，蒋介石震怒，汤恩伯急于赶到南京汇报。天下着雪，没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马夫套车，用我的轿车把汤恩伯送到潢川车站，汤恩伯感激不尽，这就是我同汤恩伯交情的渊源。抗战初期，我任汤部八十九师独立旅旅长，同他一起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和瑞昌会战。以后汤的官作大了，对我确实有不少关照。这些都是往事了。后来我来到共产党这边，刘茂恩去到台湾，武庭麟解放后被枪决，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产党这边，还要同汤恩伯联系吗？1946年10月29日，邯郸起义．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同胞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发动内战的罪行。难道我还能留有后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