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高采烈、激情满怀。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衷心崇敬，无限感激；他眼睛看的和耳朵听的是说不尽的好人好事。所有这些，他都按捺不住，非说出来不可，就更多地采取了剧本的形式给描绘出来。为什么解放前他主要是写小说，而解放后他写得最多的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剧本就容易理解了。
在任何时候，生活里总：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人。为了答复那些敌视新社会的人，老舍宣称自己是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他答复国外人士指责他不敢写他要写的作品，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时，说：“假若我是应声虫，我看那，他们。大概是糊涂虫。应声吗?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有什么不好呢?糊涂虫不肯如此应声，因为糊涂，不辨好歹啊!……”事实上他有许多剧本，像他自己所说，如《茶馆》、《女店员》、((全家福》都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
老舍先生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深深地、深深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
我是老舍先生的晚辈，是先生的一个年轻的读者。我在十四五岁时读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是((赵子日》，我至今还记得约近半个世纪以前读到书上：“贼亮贼亮的门环……”以及“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等等那些地道京白时，所得到的愉快享受，但却还不能理解书上悲惨结局的涵义。待我有幸结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已在抗战时期、1938年的西南大后方了。那时先生从武汉撤退来到重庆，也在那时开始话剧剧本的写作；而我也是以话剧写作的同行身份结识先生的，虽然我的年纪只有二十一岁。我现在回想，大概我是以重庆话剧作者当中少有的一口地道北京话而引起先生的注意的。从头一次见面，我这个北京学生就感觉到，我和老舍先生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又有乡情之雅。
全国解放以后的北京，就像一座万紫千红的大花园；而人们就像一群群在花间采蜜的工蜂，各有所事，昼夜奔忙；有时匆匆见到，却又匆匆离去，很少聚谈的机会。但是我终于得到过一次和老舍先生的朝夕相处，那是1953年朝鲜战场刚刚停战之后，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而又都隶属于中央直属的第一总分团。在劫后创痍满目的北朝鲜进行了约为半个月的慰问活动之后，老合先生来找我，邀我同他一起离开慰问团去到志愿军连队生活一个时期，原因是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事迹的小说。我当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高兴的是能得到一次和尊敬的长者一起生活，一起下连队学习的机会。记得当时便和先生同到志愿军司令部去拜见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同志，贺老总热情祝愿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成功，并且对我的写作寄托希望。这也是我仅有的一次和素所尊敬的贺龙元帅的亲切交谈。
遗憾的是在朝鲜和老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不久之后我便由于工作任务的急切安排奉召回到北京去了。临行时老合先生要我把一把指甲刀和几件内衣裤留给他，他带的衣服不够，而他准备在志愿军连队里作较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即使在这样的短促的几天相处里，我也体会到老舍先生热爱国家、人民和热爱生活的一片赤忱。他深情地对我讲述自己的生活，他的爱憎，他的家庭和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