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成为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知心人。老舍先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或是剧本，他所着力刻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忠厚朴实的劳动人民。他了解穷苦人，同情他们，热爱他们，因此他又是穷苦人的代言人。
老舍先生生于忧患，前半生历尽坎坷，几乎是不幸接连着不幸。但却正是由于他久处逆境，必须在不停歇的反抗和奋斗中才能求得生存的权利，从而锻炼出顽强不屈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就是一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来迎接和克服苦难，随时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观察生活，分析社会。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致伤害他、更不能摧毁他。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以一种苦中作乐的劲头来处理和安排他剧本中的情节和人物，用喜剧的形式来写悲剧；使他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老舍的作品时随时感觉到：在欢笑之中含有辛酸的泪水。这就是老舍，就是这位喜剧大师不流于肤浅而益显其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老舍最可贵的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们就不会忘记我们积弱的祖国一个世纪以来如何受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践踏的情景。对老舍说来，他的切身感受乃是国恨家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贫穷饥饿线上长大的，在这样的艰难时日里他奋发图强；学习十分刻苦。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由于这是个不收学费的学校；他25岁去英国也是为饥所驱而担任一个教英国人中国文学和北京话的教席。所有这些辛酸遭遇都促使他日益坚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渴望祖国的复兴强盛。对自己的伟大祖国，他具有无限的依恋之情。对我们的事业，在任何困难的景况里，也都表现为信心十足，具有强烈的自豪感。1946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那年6月我在上海收到他从美国的一封来信，谈到关于我国话剧的问题，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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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真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这是他在美国看了十多次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之后得出的结论；要我转告戏剧界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应当继续努力。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上，他竭尽心力勤奋工作，这个巨大的动力主要来自他自幼养成的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渴望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不幸的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使他十分失望。但终于在三年之后，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老舍先生梦寐以求、渴望了半生的独立自主的幸福国家实现了。1949年的秋天他在美国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怀着满心喜悦回到祖国。又过了四年之后，在1953年的冬天参加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的日子里，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朝鲜山村的一间小木屋里，我和老舍先生围着一盆炭火深夜倾谈时；先生还对我讲到他当年在美国收到北京的电报时的那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乐心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全国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为什么总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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