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咀边的“解构”(deconstruct)一辞原来还是他老人家应别人之请翻译的。他的知识之新鲜一如其渊博。
我这个人是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
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他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先后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食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惟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一一“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抗战胜利以后5o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就这一点而论，钱先生的信心比我还强。我有一次同他谈到现在的后生很难读懂他的书了。他倒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从现在青年人寄给他的信看，“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
钱先生对自己的学术也是有信心的。一有一次谈到治学的门径，他对我说“Iamnotasystematicthinker。”。我说你确实不是一个syst．emmaker‘，但是你的连类比附，条分缕析，都是脉络分明，系统井然的。他笑着说那也只有等后人去“考古”了。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不过他惟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60岁。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天，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1998年12月24日
(钱先生逝后第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