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同志是今年4月16日逝世的，我接到消息已经是十七日了。那时我正忙着要在两天后去美国，第二天又有一个会，因此没有时间去吊唁。只好给他的夫人钱家楣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家楣又不在，是他的女儿蜊琍接的电话：我说了几句表示哀悼与安慰的话，就匆匆远行，到今天正好半年了。半年来每当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对几十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殓不凭其棺，葬不临其穴”而有一种愧疚。幸而，济泽的一些故交现在计划在他逝世周年的时候出一本纪念文集，刚好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
我曾说过自已是末代延安人，更确切地说，是末代清凉山人。我是1946年9月才离开上海，中经南京、北平撤回延安的。到11月就被分配到在清凉山的新华通讯社。见过社长廖承志以后，他就叫行政处来给我们夫妇分配了一孔窑洞。刚住进去，打开行李，济泽就给我们背来了一篓烧火盆用的木炭。他那时三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把一篓几十斤重的木炭从山下背到山上是很吃力的。我心里很感激他，请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说，“我叫温济泽，三个字都带三点水。”我一想果然，从此就再也忘不了了。
有桩说来有点好笑的事情。我和我的爱人，虽然谊属同学，而且在大学毕业后就已确定了关系，但是还没有结婚，而且当时为了革命的需要，南北相隔已将一年，我去上海，她去了张家口，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下落，甚至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在延安重聚，纯属偶然。一起分配到新华社以前，我住在党校二部招待所，她住在大砭沟，相去遥远，并不能常常相见。所以会把我们分配到一个窑洞，完全是由于对“爱人”一词的理解不同所致。本来，从民国年间发明或引进了“爱人”这个词儿以来，它的意思一直是指关系密切，已到了可以论婚嫁地步的男女青年，就跟今天专门为此而制造出来的“恋人”或“情人”一样。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在解放区，“爱人”两个字的意义已转变为明确的“丈夫”或“妻子”。因为这个无知，我们两人在组织部发的干部登记表上，在“爱人”这一栏中都明明白白地填上了彼此的姓名。而廖承志就据此认为我们已经结婚了，给我们分配了一孔窑洞。我们也不好分说，就此进入洞房，开始了现在已有五十三年的夫妻生活。当时延安的婚礼是十分简单的，被称为花生米婚礼，我们则连花生米也没有吃。此中情由，很少人知道。温济泽也不知道，因此我常说我们的婚姻是“非法婚姻”。一定要算的话，廖承志可以算我们的主婚人，温济泽还有林朗同志(他给我们窑里挑了一担水)就可以算我们的证婚人了。
次年2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新华社是较早撤退的一个单位。正是在行军路上，温济泽与我逐渐熟悉了起来。我发现他果真是人如其姓，中国古圣人的遗训“温良恭俭让”，他哪一个字都做到了，真是“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现在还留在我印象里的是，行军过了黄河，到了山西的三交以后，有一小段休整的时间，生活倒是颇为闲适，有一次聊天中，我问他此行一路经过陕西和山西的山村看见许多婆姨．．甚至七八岁的女娃娃都还裹着小脚，共产党来到这地方也十来年了，为什么不禁止这种陋俗呢?他给我讲了一句列宁的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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