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60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五七年的大劫。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nevercommitmyself”。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到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30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也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五七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胸前挂着黑帮的牌子还昂首阔步，从贡院西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恃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一一“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美学、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无论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aneutics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使我茅塞顿开。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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