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钜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l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白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没有理睬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爹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读书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引文书籍多达两千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fy。”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只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蒙养园(就是现在的幼儿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而到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日，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他天分特高，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以前哪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说实在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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