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在1980年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撰文纪念，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的新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建立的基础。
我在文中说到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的广泛。他对于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东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人华史略》和《基督教人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人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在文中又说到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我说，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微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差误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阴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30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说，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勘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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