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我说，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50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我还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援庵先生早期著作中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而《(通鉴胡注表微》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上，都是我在纪念援庵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那篇((要继承这份遗产》中所说过的话。十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已是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回过头来看我十年前的那篇旧作，觉得这些话都没有过时。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援庵先生的两部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今天看来，都还有其时代的局限，但都不失为传世之作。
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
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谨严、有创见而使人信服。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以八万字的篇幅，征引书籍达二百余种，论述了所谓西域人在儒学、佛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的表现及其成就，这对于元代民族状况、文化特点以及汉族传统文化，如无丰富的知识，是写不出一来的。《华化考》的前四卷发表于1923年，后四卷发表于三年之后，更七年而有木刻本行世。60年代中叶，援庵先生对((华化考》更有文字上及论述上的刊正．，这时去书稿的最初发表已四十多年了。援庵先生初接触《元典章》，在光绪季年，嗣即进行了一些校补。一直到1930年，因多种版本都可利用，这才集中精力将全书校出，这去初《典章》也已二十余年了。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因一名之细，一字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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