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参稽，意至累日。”援庵又摘取校补过程中所发现的谬误，为《释例》一书，自称此书“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又自称“可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援庵先生校补((元典章》，既投进了很大的功力，却又不仅仅是为校补这一书，而是为开拓校勘学的学科体系，为研究各史之助。对于一般人所认为学术工作上的小事，援庵先生往往别具慧眼。如《中西回史日历》之作，好像只是三种日历的对比，而且似也不必作过细的追求。援庵先生则以史事证明，不通晓三种历日的差异，则不足以解释史书上各种有关的错误。他自称：“今此编不啻二千年之中历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也。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此书问世逾六十年，迄为检查历日必备之书，而近年似又成为户籍人口年岁换算方法的主要依据。
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著作中的表述形式，其中包含全书的整个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在遗著中，如《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内容包罗之广，《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条目之细，都写得清晰缜密，在老一辈史学家中亦为仅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本都属于通论性质之作，但作者以“考”为题，以“释例”、“举例”为题，在写法上也一一如题所标举。这在作者，自是谦抑为怀，实事求是，在作品本身，则纵有疏漏；也不至成为讥评的口实。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都应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当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
史以致用，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这里可以包含三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易·大畜·象传》所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指个人修养说的。又一个意思，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盛衰大指”，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是指国家盛衰、政权转移说的。还有一个意思是《礼记·经解》所说“疏通知远”，是指对历史前途的看法说的。援庵先生以史致甩的思想，一般都从爱国主义思想去理解，这里符合具体情况的。但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有：更广泛的境界，同时具有上述三种意境，而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如((劝戒篇》、《治术篇))、《夷夏篇》、《民心篇》、均有相当集中的论述。《夷夏篇》说民族意识：“当中国强盛，天下一家之耐，此种意识不显也。中国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及每显著一次，中华民族即扩张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议。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此所论有涉及国内民族关系者，未免有所失误。但值当年日冠入侵，援庵先生所说，表明其有中国必胜，战后中国世强的信心，这是历史家对祖国前途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国主义也。
我们要继承援庵先生留下的史学遗产，也要继承他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这种学风，同时也是他留下的史学遗产之很重要的部分。援庵先生当年也自觉地在继承前人的遗产。《二十史朔闺表·例言》、《史讳举例·序》，分别对前人在年代学和史讳研究上的成果及其不足，作出具体论述，这就是以工作实践表示了作者对继承前人遗产的态度。援庵先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继承。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作到实质性的继承。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发展前人的优良成果，才能虽旧实新。援庵先生在继承问题上已为我们作出榜样。我们在继承援庵先生学术成就的时候，也要向这个榜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