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便可从自己指缝中望去。如此，我从主席台的位置上可以推论出当时当权者群是些谁，可以看出谁是真个激昂慷慨，谁是虚张声势，谁个随声附和，谁个又怡然自得一一比如某位“革命群众”在这严肃的斗争大会上，竟然左手托壶品茗，右手在高翘的二朗腿上敲打，以至搓脚丫子，其各自神态，大可摄影留念!但我得声明，这种偷觑，不过为满足好奇心，在当时绝无企图“翻天”之意的。即如那天之会，我还是抽象地认罪，而否认主观上犯罪的。这并无有朝一日要打翻天印之意，而实在也没想到有翻天的可能。只是被斗疲疲了，变成“老油条”罢了。用树枝剔除鞋底泥巴，在我可说是玩世不不恭，也可说是利用光阴嘛!这天晚饭，我自然照吃不误，而且还偷喝了一口酒，并以暗藏的云南火腿沩下酒物，作自我慰劳。这也许是强颜欢笑，借酒浇愁吧。但当时还不及分析。
关于私藏的云南火腿得交代一下。在下放干校命令下达之时，时间匆促，在王府井百货公司和几个市场上抢购应用物资时，因为听说干校的伙食远不如前了，便想买点酱菜之类罐头，偏偏无货，只有云南火腿备货充足，就随手买了两听。在离京前家书中，便顺带说一句，如有酱菜之类可以寄点到干校来。因此我到干校不久，便收到南京家中邮寄来一个大包裹，其中有大头菜，也有各种罐头，以及其它日用品。谁知包裹还未送到我手，便先吃了一顿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未改，我只好全盘接受。最后问我这些食物应该如何处理，我说悉听领导决定。领导说未便决定，但建议我送给干校幼儿园里小朋友，我便欣然同意。谁知小朋友敌情观念很强，一个月后原物退回，说是：“不吃黑帮东西!”这大有伯夷、叔齐不吃周食的气概，令我敬佩!但又如何处理呢?罐头之类的处理方案我忘了，但大头菜确实是归还给我了，只是已长满了霉!我只好洗而食之。因此，我那两罐云南火腿便无从以见天日了。但干校的伙食确实日见其糟。最初到达之时，还吃过廉价的鱼虾，而且量大。但这小小农村，虽产鱼虾，哪经得起我们近万张“吃的好”的嘴?当时菜园尚未兴建，猪栏里也只有小猪崽子，未能自力更生，而劳动强度大，食欲特强，于是纷纷自求补养之道。星期假日去甘棠镇小馆子吃鱼并小饮两杯者，便络绎于途了。这可是“革命群众”的事，其在我辈“黑帮”，则未可也!但去甘棠赶集的权利还是有的，最初不过得有位“崇公道”随同“照顾”；稍后，“黑帮”之间也有互为“崇公道”即互相监督的。这时，我们也就不免接受“革命群众”的“引诱”或“腐蚀”，又稍稍来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比如诗人丁力，便有幸和他同行，他倒是很“公道”的：他吃鱼也叫我吃鱼；他喝酒，我也便灌瓶啤酒。但要像群众那样见啥买啥，尚未敢也。不过有例外，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少侯同志，这位忠厚长者颇信领导的动员，把老夫人也带去干校了，大概是不忍老夫人只吃“糟糠”吧，居然也大买其荤菜罐头以慰劳之。而赵公又不慎，空罐头未作妥善处理，被人发现了，于是开了个空罐头展览，以儆效尤!至于赵公如何被批，事出隔壁连部，未敢臆测。赵公今已作古了，提他这件往事，并非出他洋相。其实他是极其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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