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里，还不住地心跳。一声亲密的“大爷”，使我终夜难眠。1965年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运动，我那房东的儿子牛德山曾经也叫喊我为“陈大爷”。1966年“文革”之前他还到南京来“走亲戚”，并馈我以特制的红薯粉煎饼，但那是在以平等相处、甚至是以“工作组”居高临下的身份相处时的称呼。贾老二今日如此相称，大概是因为我年龄最长之故；如果一旦知道我现今的身份，他会后悔其孟浪的吧?
此后，每逢无人时，贾老二总要和我说说话了。于是我知道他和他大哥都曾读过小学，粗通文字的。他们还有母亲，但住在黄石，他们父子在农闲季节也回黄石探亲，并在那边做点临时工，因为仅靠这儿的农活还不足以养活五口人，等等，等等。至于我自己的事，却不敢坦白相告。这是由于羞愧呢，还是恐怕他因此失去对我的尊敬昵?、实在说不清。总之，我没有自我表白过。
但不久，我的政治身份大暴露了。先是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我在1936年写的一个剧本的长文，署名“钟岸”。当时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从谐音上体会到他这作者正如“梁效”那样，来头很大、甚至更大的。于是在建筑工地休息时间里，我的班排领导就将这篇檄文式或宣判书式的文章当众朗读，以代批判。工地离房东家很远，我也漠然视之，并不介意。但又过了个把月，突然在连部食堂附近贴出红红绿绿长条纸标语，从罪名看，便知暴风雨即将向我袭来了。前天晚上，一位老朋友就以“朋友”身份来探听我对那篇文章的意见，我也如实说了：未敢苟同。现在便明白，这位老朋友是企图从我口中索取子弹，以便来射击我的了。我不免对此公如此用心有了愤慨。正在此时，贾老二迎面走来，见左右无人，便愤愤然说道：
“陈大爷，别放在心上!：我们相信你!”
他不仅止仍称我为“大爷”，而且以“我们”代表当地老百姓在战前激励我，我全身陡地增加了勇气，便对他一笑以示谢意，以表决心。
当天下午，全连的斗争大会举行了，但暴风雨并不够猛烈。批判者除了根据那篇文章材料重复一下之外，只有那位老“朋友”用索去的子弹向我乱射了一通。而且发言人数不多，证明批判者似乎也缺乏战斗热情了。我自己除了洗耳恭听之外，遇到责问，也就用软功回答一通。大会主持者给我的结论是：拒不认罪。勒令再写书面检讨了事。谁知大会并不结束，在尾声部分，又拖出张光年同志来陪绑，对他的((黄河大合唱》也胡乱批了一通。据说，这也是因为同一刊物前一期上曾有文章批过，于是也就奉命斗争了。自然，对他的批判更加无力。我当时是被允许在会场中间就地而坐的，忽然看见皮鞋底上沾的泥土不少，便从地上捡根树枝剔除泥巴．。这一行动被人发现了，大会上虽没责难，晚上班、排会上，对我这玩世不恭的动作却不免又批了一通。说老实话，即使在“文革”初期一些大批判的会上，我确实是有点玩世不恭之处的。只要被批判的是一群人，我总找个最合适的位置，即尽可能不站在前排，而站在后排靠墙处。这样既可以免于被众目所注，而且还可以偷偷看一下场景。比如，被批判者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仰视的t但我忍不住，每借打呵欠或欲打喷嚏的姿态，以双手掩面，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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