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笔自然也就放开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不过这里也还藏着一个可哀的事实，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但无论怎样多写，快写，却从没有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理。他是作家，批评家，学者，然而他最近一两年来所发表的意见却不限于文学或所谓纯学术一方面的，这只要翻翻《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就可以知道。在《标准与尺度》中有一篇叫做((论气节》，其中有一段说：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吃饭，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丢失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也想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吧?”
在这里，朱先生不但阐明了知识阶级的地位之变迁，尤其可贵的，是指出并肯定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气节，新的做人的尺度，这些话自然可以鼓励青年群，但他的话却不只是为了鼓励别人而说的，这里有他自己的实感，而且有他自己对于现阶段历史性质及现代人的时代任务之确认。而在同书的《论吃饭》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论点，他说：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几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一点也不错，温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他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中，曾引用闻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其实，朱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关于中国当前的情形，他在《论吃饭》中接着说：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一，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只读过朱先生前一期作品的人，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性行学问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这是朱先生的话，然而这确是朱先生说的，而且说得那么好，那么切实，那么勇壮，这自然是时代使然，然而这也靠了主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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