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你。”
我们的心立时就软弱了下来，立时就感到黯然，这文字中几个“你”字的安排，最足以表现了作者的情感，而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朱先生身后的陈夫人和三个幼小的弟妹，以朱先生之至情，我们若千遍万遍地祝祷他“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不知道他可能紧紧地闭上眼睛吗?’
第二，佩弦先生是一个最爱真理的人。其实，有至情，爱真理，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没有有至情而不爱真理的，也没有爱真理而无至情的，这情形，在鲁迅先生，在闻一多先生，都是同样的。凡是认识朱先生的，同朱先生同过事的，都承认朱先生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他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学校里在他大门前存了几车沙土，大概是为修墙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儿去玩玩，他说不许，因为那是公家的。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比较重要的事项都要征询同人的意见，或用开会方式尽情讨论，如无开会机会，他一定个别访问，把不同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作为定案，即便不必讨论的事情，拟办的或已办的，他大都告诉一声。这一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真精神，也正是他的热爱真理的一方面。没有一个爱真理的人而不是在处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认真的，在朱先生，由于他的至情，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理，拥抱真理。从抗战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虽然由于体弱多病，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的进步，他说愿意给他较多的时间，他可以慢慢地赶上去，然而事实上他比青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其踏实，因为他的变化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趑趄不前，走三步退二步，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的，他并没有参加什么暴风雨一样的行动，然而他对于这类行动总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力量的，除了担心青年人有所牺牲外，他可以说并无什么顾虑。他也没有什么激昂慷慨的言论，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实实的讲演与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将一直发光下去。
复员以来，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其中固然有些旧作，但新写的实在更多。他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经过这一年来的教训，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
就在这简单的说明里我们也可以窥见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谦虚的，他承认自己在受训练。他觉得自己有对大家说话的责任，而且要多说，快说，说得浅显，因为他热爱真理，他把握了真理，他愿意从各方面解释这些真理，发扬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话说的当然愿意说话，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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