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的正义感和自觉心，也就是靠了朱先生的至情和对于真理的爱好。至于他对于今天的文学的意见，那就更其明快而显然。朱先生并不是历史家，然而近年来所写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个史的观点，不论是谈语文的，谈文学思潮的，或是谈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历史的演述，从简要的演述中，揭发出历史的真象，然后就自然地得出结论，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当前的任务。在《新诗杂话》的第一篇《新诗的进步》中，他承认“从新诗运动的开始，就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语文零拾》中有一篇《历史在战斗中》，他推崇杂文，说“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在《标准与尺度》中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一文，说“社会主义”是今天的尺度，“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又说，“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是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论雅俗共赏》一书中有《论朗诵诗》一文，他说，“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朗诵诗直接与现实生活接触，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而宣传与战斗正是行动或者工作，……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正是朗诵诗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这一切，只说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说话的立场乃是人民的立场，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的序里所说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则为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学。为人民，争民主，这是今天的真理，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来所写文字中的主要内容。
第三，佩弦先生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若说朱先生是有幽默感也未尝不可，无奈“幽默”两个字已经被幽默专家们用得不辨真面目，所以我很不愿意使这两个字来和朱先生发生联系。何况，那些幽默专家或幽默大家是为幽默而幽默，而朱先生则不然。他：有至情，可并不一天到晚缠绵悱恻，他爱真理，也并不逢人说教，他严肃而认真，却绝不板起铁面孔，叫人不敢，只感到枯燥无味。他是极有风趣的，他的风趣之可爱可贵，正因为他的有至情，爱真理，严肃而认真。1942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蓬，颜色却像水牛皮。我当时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个大消息：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联大的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都随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讲题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全场上却哄然大笑起来，朱先生每次演讲都引起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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