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往事迢遥四十春，少年肝胆剧相亲。
而今文苑论交谊，首数戎装怪异人。绀弩当时的举止谈吐，颇多与当地青年所习惯的不同，因此我们背后叫他“怪人”；回忆文中写作“怪客”，是一种戏语。
——祝绀弩六十诞辰，1963年作“老聂昨天去世了!”两天前的下午，我在电话筒里听到周颖同志口传的这个凶讯。
开始我感到消息来得突然。接着，像暴风雨前天空乱翻着黑云那样，我脑里涌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往事回忆。是相交六十多年的学艺界老朋友呀，忽然听到他的凶讯，心头怎么能平静呢?
我想，趁此用笔记述一点遗事吧，也许能够镇静一下那起伏的思潮。但是，往事如重叠的乱山，一时所能写出的只是龙身上的只鳞片爪罢了。
我和绀弩的开始认识，是颇为特别的，因此也是比较不容易忘记的。时期是20年代中，那正是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初试锋芒的时候。东征军从广州开向东江(惠、潮、梅一带)，很快就把盘踞在那里的新军阀部队扫荡了。我的故乡海丰，即刻建立了民主新政权。绀弩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一名学生军。他随部队到了这里。不久，部队离开了，他被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他是学政治的)。在跟我认识的那时候，他任县城一个高等小学校的校长。而我呢，正在公平区的两级小学里当国文老师。说来我们正是同行哩。
有一天，我陆师的同学同时也是曾经和我合出过新诗集的亲密文友马醒(笔名云心)，带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到公平来看望我。那位客人，身躯相当高，穿着军装，说的是“外江话”。经过云心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姓聂名畸(后来改为聂绀弩)。他也是个文艺爱好者，并且在我们的县报(《陆安日报》)上发表过新诗和散文。
他为什么要云心带他到离县城三十里的小市镇里来看我呢?据我的回忆，他当时(或者稍后)对我说的理由，是在《语丝》上看到我的文章，因而想跟我见见面和谈谈。但是，据他前几年发表的回忆文(《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却说是由于云心的介绍。也许两者都有关系吧。不管怎样，他这次突然见访的主要媒介是文艺，更准确一点说，是新文艺。而支持我们以后数十年友谊的，大半也是文艺和学术。
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当时的来访，无疑给予我以意外的高兴。这不仅由于我正热爱着文艺，并且也由于个人生活环境的局限，正渴求着精神世界的开拓，很希望能多呼吸一点外面清新的空气，或者结交一些同心的朋友。
他和云心在我家里住了一夜。当时，我们都年轻，并且都热爱文艺，当然交谈了许多遐思和梦想。第二天，我们就在依恋的情绪中分手了。
不久，绀弩离开海丰去广州。接着就登上赴苏联留学的路程。过了一些时候，我也重到了广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出现了裂痕，不过还未达到决绝的地步。广州表面上还是大革命的后方。我跟友人在当地报纸上主编了一个文艺副刊一一((倾盖》。我去信向远旅莫斯科的绀弩索稿。很快他就寄来了一些新诗，稍后还兼有散文之类。据他在回忆文里所说，我给发表了。《列宁机器》、《撒旦的颂歌》等诗篇。稍后他还寄给我《城下后》、《在克鲁泡特金墓上》和《东西南北的年关》等诗文。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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