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美国去，无意中看到我的女儿文蔷收藏的一个小册，其中有一页是老舍的题字。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合和我都住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有一次我问他写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写上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谨严，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他的楼下住着老向一家，但是他们彼此往来并不太繁。老合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
后来老合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合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文蔷那时候就读沙坪坝南开中学初中，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的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儿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一一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絮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合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见附录)。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合之死，好久是一个谜，现在不是谜了。他死得惨，他的父亲也死得惨。胡絮青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那个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小小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那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这段悲惨的家史是天然的小说题材，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次又一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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