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离开副刊编务，只得把它转给一些跟我有联系的国内外书刊(如复旦大学出版的《黎明周刊》及南洋日报社的((椰子集》)发表。那时，我手边还剩有不少他陆续寄回来而未发表的新诗。可惜这些诗稿，在后来我离开广州去杭州教二书时，留在友人处，终被遗失了。直到现在想到它，我心里还很难过。
说句老实话，当时，甚至于现在，我非常喜爱他的新诗。我觉得他是个具有诗人素质的人。在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的锻炼上，他未必比我多花功夫，但他的诗思和诗艺的造诣，总是使我自愧不如。现在我手边所能找到的他的新诗，只有那首追悼鲁迅的《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刊)。这是他后期的作品，思想、意象、风格，跟他早年所写的许多诗篇，有相当差异之处。但是，这首诗，四十多年前我读了它，心里就很激动和钦佩。现在重读它，还觉得它虎虎有生气。恕我狂妄，我始终认为在数量不多的追悼鲁翁的诗篇中，它是值得反复吟诵的一篇。现在文艺界的青壮年同志，知道或喜爱他的文艺作品的，恐怕主要只偏于他的杂感文、抒情散文，乃至于旧体诗，而晓得他新诗的成就的可能很少了。
1957年，有人称它是“不平常”的年份，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吉祥”的年份。反右扩大化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使我们这些平常人至今难以理解和释然的。
绀弩的华盖运，从1955年胡风事件时就已经开始交上了。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不免又“恭逢其盛”一一或者说已经是“重科”了。这一回的惩罚，不仅是几个月的停职受审查和调动职务。他跟文艺界的一些同志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开拓新天地”。他那《北荒集》里的四十多首诗，古怪而又美妙的一组诗，就是他在那些异常岁月里，用汗水、体力和慧眼、深思所博来的文艺作品一一是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午门外的金鸡终于叫了。他从那个“新天地”回到北京。时间大约在1962年左右。他住在西城半壁街邮电部的宿合(是周颖同志名分内的住所)。那时他名义上虽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也担任了“水浒研究”一类的具体任务，实质上是属于“投闲置散”的人物罢了。
他在大力作旧诗(主要是格律诗)，同时又在练习写大字：高兴时就把自己的诗写在宣纸上，自己欣赏或送给朋友。我就得过他题我民间文学理论史论著的字幅。(可惜也在十年浩劫中，跟他抄送我的诗稿本子，一齐化为灰烬了。)
那些时期，我也因为响应号召，想充当“志士仁人”，勇于进呈忠言(像我的某一首诗里所说：“文公意在扶嘉政，坡老诗成有激言”)，结果成了“三反分子”。在接受各种批判和劳动改造之后，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靠边站，但因有“异心”不堪信任，就‘只好接受一些非专业的打杂工作了。正在这样的时候，北京有些旧友新朋，不时在作些旧体诗。我那久冷的诗炉也就被煽起火焰来。而绀弩这位老朋友，又正在热恋着旧诗，因此，我就常常到了半壁街。主要当然是谈诗，互示彼此的新作。他在《散宜生诗》自序里所记的我对他诗作的严峻态度，正是指的那时候的故事。他前后做了好几首赠我的诗，大部分已经收录在他的《赠答集》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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