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方令孺是我的老朋友，已睽违三十余年，彼此不通消息。秦贤次君具有神通，虽然辑得方女士散文十篇都成一集，要我一言为序。对我而言，这十篇文字似曾相识，但印象模糊不清，今得重读一遍，勾起我无限怀旧的心情。她的文章思想，原文具在，读者自能体会，无需我来揄扬阐释。谨就我所知之方令孺其人，简述数事以为介绍。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门望子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孑L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看她的((家》与《忆江南》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想见她有怎样的一个家，所谓书香门第，她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当然是其来有自。
方女士早岁嫔于江宁陈氏，育一女。陈为世家子，风流倜傥，服务于金融界，饶有资财。令孺对于中外文学艺术最为倾心，而对于世俗的生活与家庭的琐碎殊不措意。二人因志趣不合，终于仳离。这件事给她的打击很大，她在《家》中发出这样的喟叹：
做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或应该要个家，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这些疑问纠缠在心上，教人精神不安，像旧小说里所谓给魔魇住似的。
《家》确实是她毕生摆脱不掉的魔魇。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
我最初认识她是在1930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初(仲存)，邓顽伯之后，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惟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我)。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随后东北事起，学生请愿风潮波及青岛，杨振声、闻一多相率引去，方令孺亦于是时离开了青岛。
我再度遇到方令孺是抗战时在重庆。有一天张道藩领我到上清寺国立编译馆临时办公处，见到了蒋碧微和方令孺二位，她们是暂时安顿在那里。随后敌机肆虐，大家疏散下乡，蒋碧微、方令孺都加入了教育部的编委会移居在北碚。在北碚，我和方令孺可以说：是望衡对宇，朝夕相见。最初是同住在办公室的三楼上，她住在我的隔壁。我有一天踱到她的房间内聊天，看见她有一竹架的中英图书，这在抗战时期是希有的现象。逃难流离之中，谁有心情携带图书?她就有这样的雅兴，迢迢千里间关入蜀，随身带着若干册她特别喜爱的书。我检出其中的一本《咆哮山庄》，她说：“这是好动人的一部小说啊!”我说我要把它翻译出来，她高兴极了，慨然借了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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