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1948年的12月26日，我在印度新德里突然接到谷正纲先生一个急电，报告老友段书诒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和触了电一样，眼睛一阵发黑，呆了一会，不知不觉地失声大哭。事后我曾经按着我不尽的悲痛，写了一首绝句道：
“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
虽然是简单的二十八字，却不只是写我的悲哀，而是写我对于书诒的认识。
我认识书诒在1917年同在北京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学文科，他先在商科，后来蔡先生把商科改为法科(当时不称学院，院长则称学长)，他就隶属了法科。可是我们友谊的开始于1918年，当时我和傅孟真先生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新文化运动而呼号，开始创办《新潮》；而书诒被几位政治兴趣较浓而略带国家主义色彩的同学们所拉，列名在一个刊物，名叫《国民杂志》。最初((国民杂志》里的朋友们对于文化观念是带一点保守性的，认为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不免过于激烈，可是大家对于反军阀、反侵略、要澄清政治、复兴民族的主张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并不站在反对的立场。l918年，为了反对媚日外交，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的事件，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并欢迎回国学生报告日本侵略我国企图。我是最后演说的一个人，因情绪过于激昂，竞提议发起第二天北大全体学生赴新华门请愿和抗议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弄到蔡先生一度辞职，我颇受一部分爱护学校的同学的责难。(这件事在台北的狄君武、毛子水诸先生知道很详。)可是书诒颇支持我，安慰我。他五体投地的崇拜蔡先生，他也极力爱护北大，不让它受北洋军阀的摧残，可是他对我说：“像汉、宋太学生陈番、李膺、陈京这班人的风骨，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这句话深足以表现书诒心中所保存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我们两人的交谊更密切起来。其实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书诒虽然参加，却不是主动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概，他发光可以射人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有一次，北大全体罢课了，他认为不当，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礼堂召集大会，单人演讲了一点多钟，使大家立刻复课。北洋军阀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发生问题，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蓝布旧衫，照常活动，有时加戴一副黑眼镜。事后谈起来，颇觉可笑。同学们对他由信任而爱护，为了要对抗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起见，大家叫他做“我们的段总理”，以后为简单化起见，干脆叫他“段总理”。他后来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扩大了“五四”的号召，实现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巨魁的罢免，最后并阻止了《巴黎和约》的签字，才保留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席上得到有利的解决，把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领土主权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借“五四”运动而震醒了当时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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