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感情不容许我写这篇文章，可是道义不允许我不写这篇文章。孟真有知，当知道我此时心头的难受。
在这万方多难的时候，突然看见国家民族丧失了这样一个最英雄的斗士，教育文化丧失了这样一股向开明进步和近代化推进的伟大原动力，已经够使我悲痛了，何况这个人是我三十四年的生死道义之交，打不散，骂不开的朋友。
我虽然伤感，可是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是准备屏敛感情，尽量客观地描写一点我在三十四年来认识的傅孟真。大家却要首先放在心里，光芒四射的傅孟真，断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尽其万一。
我和孟真是19l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训练以后，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们两人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竞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改良文学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如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搜(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在这当儿，让我小小地跑个野马，说一件孟真那时候顽皮的趣事，以见孟真那时候的学问基础；何况写文章跑野马原是孟真的惯技。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遢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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