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国家民族意识，兼使新文化运动得以推广。
在“五四”这一段，我和书诒几乎天天在一起。有几次工作到夜深了，还挤在一张窄小的硬木床上睡：范，一谈谈到天亮。当年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要提到他“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我有几回昕腻了，忍不住抢白他道：“你的庐陵欧阳公的文章道德又来了。”话虽这样说，可是我知道他真相信这一套，所以我说他的道德观点是儒家的，现在他的友好们试回想一下他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经过看，我的话错不错?
在“五四”运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因略负浮名，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再图报国。承蔡先生的特达之知，使我们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是同时出国的，先赴美国，再到欧洲。书诒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从事考学位，然而在读书研究的工作上，却自成系统。他读书得闲，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问题，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当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年，正遇着华盛顿会议，以谋觅取太平洋和平方案，当然山东问题为其主要难题之一，这也正是我们这班从事五四运动的人的未竞之志。这时候北洋军阀还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对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系更想争取代表，达到他们的私图，遂先以三万美金，收买少许留学界的败类，为他们作工具。这件事在湖村(IJakeville)地方东美留学生年会中被我发现，经少数朋友商量后，次日在会场由我发难，当场揭布了那班败类的罪行，推翻了他们把持的局面，另外组织了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从事国民外交，同时监督官方代表团的行动，尤其注意北方交通系与亲日派的阴谋。当时和我们一道奋斗的同学们很多，如周炳琳、蒋廷黻、张彭春、童冠贤和现在台北的李济、刘崇鋐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劲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们一致的是王亮畴先生和代表团顾问罗文干先生。国内派来各公团代表，暗中奉国父命令前来在国外监视官方代表团的是蒋梦麟先生。我们打成一片天天在会外商讨。有几次北京训令指示代表团让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后援会予以种种刺激，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十分摇动。有一次，我们知道一个准备让步的消息，要取紧急防止步骤，书诒急了，临时组、织了在华盛顿的一百多学生和华侨，揭了大旗到代表团去示威。书诒在头，忽然圆睁豹眼(其实他平时的眼睛并不大)，大叱一声，吓得典型官僚、胆小如鼠的施肇基，连打几个赛噤。(我想亮畴先生一定可以证明此事，因为第二天见面时，他曾表示愉快之感。)这次在国外的外交后援运动，固然是由群策群力来进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终其事、坚毅不拔的原动力，还系在段书诒身上。当时书诒常和我们参加“五四”的朋友们谈到：“这是‘五四’运动未完的工作，我们做事要彻底。”
后来他先我一年到欧洲。最初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去大英博物馆读书。他颇赞美英国议会政治运用的灵活，人民对于政治问题反应的灵敏，以及政治道德水准的优越，不幸伦敦浓雾包烟，有时不辨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