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丰子恺先生是老朋友。20年代，他在杭州教书，每年夏天，我去西湖作画，总要一起泛舟叙旧，欢聚几天；后来他搬到上海，过从更多，他和刘质平、吴梦非两先生都是弘一法师的得意弟子。上海美专开办音乐系，请刘先生来兼课，丰先生十分支持，我是很感激的。1958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彼此之间疏远了，1962年间，我俩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与沈尹默、王个移等同志一起参加政协会，食则同席，行则同车，谈得十分投机。上海画院成立，选他当院长，他皱着眉对我说：“我的手都生了，只能算半个画家，不懂中国画怎么当院长?”
我说：“你是老艺术家，老早就写过《西洋美术史》，对古画也懂，不但能当，而且一定要当好!”
他摇摇头莞尔一笑。不久，他所译的柯罗连科名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问世后曾经题字相赠，可惜这三大卷书和当年赠我的画，均在十年前焚毁了。
大约是1965年秋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翻译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写的《源氏物语》，原著九十万言，素称日本《红楼梦》。译稿费时五载，用旧式十行纸写成，若堆放在案头，可能高达两尺以上，为了逐句推敲，他几乎停止了绘事。一年后，我从街头的大幅标语上，知道他已受到冲击，估计书稿也难逃一炬，不免为他单薄的身体担忧，但除了浩叹，别无良策。想不到它还在北京，现经一吟等整理出版，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盛事，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子恺先生面容慈祥，银髯拂胸，有着教育家的仪表，学者的风度，对他的品德文章和各方面的成就，我一向是很尊敬的。((缘缘堂随笔》是一部风格突出的散文集，写得流畅冲淡，其味醇美，经得起反复咀嚼，真是了不起。在五四以来的作家林中，没有几个能和他并驾齐驱的。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出版过著作译作竞达一百五十余册。在翻译上也是一位稀见之才，精通日、德、法、英四种语言，五十岁后还学通俄语，钻研精神，十分罕见。他译屠格涅夫的《初恋》、《猎人笔记》，行文秀丽，对心理分析很深刻，景物描写尤不愧是画家手笔。他写的《音乐初阶》、《音乐十课》，译的音乐论文、音乐故事，曾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发挥过启蒙作用。字也写得苍润秀拙，个性突出。听说他还是戏剧批评家，可惜我对这方面不大了解。
他的画流传极广，受到大家的喜爱，1925年，《子恺漫画》在《文学周报》刊出“漫画”一词，即是丰先生首创，并由广大读者批准的。他是我国近代漫画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漫画是包括一些讽刺画的。那些人物被画成圆圆的面孔，嘴巴笑嘻嘻地张着，有时眉眼也省略了，依然很生动。即使在讽刺人，也是一片善意，心平气和。读画者会心而笑，被讽刺者也皆大欢喜。恳切的态度，取得良好的效果。
使子凯先生享有盛名的画，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富有儿童情趣，一片天真之作。比如画((瞻瞻的车》，一个孩子用两把芭蕉扇当做白行车在骑，孩子给凳子穿鞋《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从楼上用绳吊下一只竹篮购买食品，在九江看到站在简易坐车上的孩子等等都是。
另一类是控诉世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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