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所以他到柏林大学去既昕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谈科学，而且是具备了解一般科学范围的通才，并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了。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国文学，忽而研究实验心理学，忽而研究物理、数理，忽而又成为历史语言学的权威的过程。
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可无可嘉之处。朋友中如陈寅恪虽自谦谓所治乃“咸同之间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央亚细亚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classical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如毛子水本来是研究数学很好的，不幸他的中国学问比他的数学更好，于是他就以数学的精神应用到中国文字考据学上去。他在德国研究科学地理，然而在柏林大学的古典学问空气之中，又爱上了希腊文，于是他研究了去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来改译一遍，也许是纯粹由于知识的兴趣，也许其下意识中带了一点要和这位最著名的耶稣教士的最著名的译本争胜，这我可不一定知道了。诸如此类的情形还有，我所写的不过是那个环境里的空气。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孟真在这阶段里学术思想变迁的过程，我在上面已经简略的说过。其实他涉猎的范围尚不只此。有一天，在柏林康德街廿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孟真夹了一个其重无比的书包来了。经我们一检查，发现了三厚本一部的地质学。子水是不甚开玩笑的，可是这次却很幽默的说道，“这部书是‘傅而寡约’，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这话当时气得孟真直跳，可是大家都默认这个幽默中的真理。现在有人误以为我的学问很博，其实哪有这回事。他们才是真正的渊博，我见到这些大巫，比小巫都不如呢!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在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
若是新文化运动好比法国的启明运动，那么上面说的风气，也颇有一点像当时法国“百科全书家”(Encyclopaelist)的风气，虽然各人的造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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