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各有千秋，绝难对比。而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颇与伏台尔(Voltai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时把伏台尔的精神，装在赛缪·约翰生(Samuel．Johnson)的躯壳里面。(约翰生是大胖子。)孟真在后来对伏台尔的观念容有改变，我不知道，可是在当时他却是恭维他。我有一次和孟真开过一个大玩笑。大约是民国十三年，蔡先生重到德国，孟真和我，还有几位同学，陪蔡先生同游波茨坦的无愁宫(SaneSouci)，行经佛雷德烈大王招待伏台尔住的房间，房中有一个大理石雕刻的伏台尔像，非常精美。孟真颇为欣赏流连，因此落后了。我回身去找他，同他回群以后，蔡先生问我孟真在看什么。我以顽皮带笑的态度，当面编了一个故事，说：孟真在对伏台尔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我听他念的是什么，原来是李义山“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实怜君”那两句诗。孟真气得要上前来打我。我大笑向蔡先生侧边一闪，蔡先生也不禁失笑，于是孟真的幽默跟着就恢复了。至于说到孟真像约翰生，他倒不以为侮的；有时他拍拍肚子，还以他自己是胖子自豪。约翰生在他的时代的英国，名重一时，为文人学者集团的中心。他有渊博的学问，极健的谈锋，他的一言半旬，别人以为字字珠玑。他有一个信徒，名叫鲍斯威尔(BosweU)，常常不使他知道，躺在椅子背后记录；有时被约翰生发现了，还要把他赶走。可是以后根据这些材料，鲍斯威尔写了～部《约翰生传》为至今传诵的不朽之作。我现在觉得最可惜的是孟真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鲍斯威尔，使他许多思想，许多见解，许多名言隽语，自私一点说罢，甚至于我们吵架的话，不曾有人记下来。李济之说；“你说盂真与伏台尔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台尔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我听了只能仰天长叹道：“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孟真比我回国为早，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长。以后我加入了北伐的工作，于北京克复后，我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在一个读书时代的故乡，过从又亲密起来。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认为其余的许多都是洋骗子。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讲中国语音学的专家；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讲中国唐史、中央亚细亚研究的专家。这两个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科学性的造诣，给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反过来得了他们两人很深的敬佩。行家的事，只有行家真能懂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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