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取，就老实不客气地加以删改。我虽然同他一道做删改文章刀斧手，然而看见他这样严格的标准，使我对于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点，才敢交出来。从这方面来说，我深得孟真的益处。益友之所以对友能益，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我们后来重看当年我们在《新潮》上的文章，常觉惭愧。至少我对于我所写的，永远不愿再印；可是在那时候扩清和兴奋的力量，据说确是不小。)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在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的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我们都不免自负，可是我们都能努力做到屈伏在道理的前面。
孟真在五四的前夕，是参加发难的大会的，为当时被推的二十个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住宅的。不知为何第二天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可是他在旁还是起劲，大约他看见书诒出来主持一切，他可以放心了。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一一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Pearson的GrammarofScience)和或然律(Lawof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on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我想他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每本都看过，所以萧伯纳死后，他有做文章批评的资格，而且批评得很深刻。(可是孟真所了解的易卜生主义，最初却是萧介绍的。)以后到了德国，因为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种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都是震动一时的学说；一种是德国历来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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