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强所在部队集体投降后，大部分连级以下的小军官和战士被改编成解放军。赵运强的哥哥因妻小都在台湾，就要求去了香港，准备回台湾与妻子孩子团聚。但是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国军的“叛将”毫不客气，一直拒绝接收他们到台湾落户谋生。这样赵运强的哥哥嫂子就被分割在台湾与香港两地，虽然可以以探亲名义互相来往，而且后来他们自己也生育了女儿，但是从户籍上，一家人始终未能团聚。
相比之下，赵运强就幸运多了，他被改编成解放军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以后部队回国，大裁军时转业回锦县安排了工作，妻子儿女在农村务农，他在县里上班，生活倒也不错。只是解放初期交通不便，而且赵云强作为单职工家庭也不甚富裕，孟宪春在农村家里带着三个儿子，也很劳累，因此，也无力回蓟县的娘家看望母亲。在我曾祖母过世时，虽然托人写信把噩耗告诉了孟宪春，可是等她接到信件时早就过了出殡的日期，所以她也未来奔丧。曾祖母从病重到临终时也未能见到自己的小女儿，这也成了她老人家的终生遗憾。
1980年改革开放后，赵运强的嫂子从台湾绕道日本回家探亲，受到锦县领导的热情接待。后来还让赵运强当上了县政协委员。1985年孟宪春回蓟县探亲，终于见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姐姐及侄子、侄女等人。1986年，我和姑姑孟淑珍也曾去锦县白马石村赵运强家看望他们。遗憾的是，因为赵运强和孟宪春的大儿子（过继给兄嫂当养子）在台湾是公务员，台湾当局禁止他回大陆探亲。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实行“三通”，赵运强老两口也难以去台湾看望自己的儿子。孟宪春晚年患了癌症，于1993年（69虚岁）病故。所以，老两口最终也没有能与在台湾的大儿子见上一面。
1985年孟宪春回蓟县探亲时，也曾想到父母的坟前祭拜一下，可是当听说因修建三八水库需要迁坟，而自己的哥哥和侄子们怕麻烦而无人操办，致使孟家祖坟消失后，也只好带着遗憾回辽宁锦县了。
注：1952年至1955年的“镇压反歌名”和“肃清反歌名”运动中，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提出了定罪标准，严格区别了反歌名罪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对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特务分子，定“历史反歌名分子”，一般的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和一般的反动党团员及特务组织所雇用的勤杂事务人员，定“政治历史问题”。
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军队连长、警察巡官、宪兵尉级以上的人员，相当于连长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县政府科长、乡长、县参议长以上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和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至于解放战争以前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包括汪伪国民党在内，如有严重的罪恶和民愤，也应该以反动党团骨干论；
特务间谍是指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使潜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间谍组织收买下积极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
对于起义部队和地区以及国民党将领率部集体投降的部队中的上述人员，按政策规定不论犯有多大历史罪恶，也是既往不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地方出现了肃反“扩大化”，对起义和集体投降部队中的上述人员，错定为“历史反歌名”，后来也得到了纠正和“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