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人，干那些担水劈柴、做饭烧火、刷筷子洗碗、看孩子、倒尿痛等零活。到第三年才到炉上学打铁的技术。尽管孟庆华在三年学徒期间不能给家里增加收入，但起码少了一个吃饭的半头小子，也算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四、大家庭的解体
1942年冬，66岁的孟昭信病故。在我们这三大家“昭”字辈以上的三代人中，孟昭信算是寿命最长的了。过去有句“人过七十古来稀”的老话，能活到六十岁也不简单了，三大家中“继”字辈和“广”字辈都没有超过六十岁的。孟昭信离世后，维持全家生活的顶梁柱没有了，祖孙三代一起生活的大家庭也解体了。
家产是按照孟宪成家（只有妻子绳氏和2个儿子，一个儿媳，1个女儿共五口人，但孟庆华不在家里吃住）、孟宪增家（夫妻二人和2个儿子共4口人）、孟宪奎家（认为在外地）三份分的，一共三层草房，都是三间的厢房，每家一层。旱地、水田、园田，都按照三份分的。孟宪奎这份由母亲贾氏（我的曾祖母）代管。贾氏名义上自己一人单过，可实际上除种分收的地外，家里的园田和附近地里的庄稼活，都是由次子孟宪增和长孙孟庆云来干的。
分家后孟宪成遗孀绳氏家里五口人，1844年女儿孟淑珍出嫁到城东仓上屯村尹家，家里实际只剩3口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接管了蓟县城，在各村建立人民政权，孟庆云参加了党，在村当干部（治安员兼任民兵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把被日本兵队占用的东院要回来了，因为东院是分家时的房产之外的共有财产，孟庆云就给祖母贾氏点钱作为分家的补偿，这个院子就归绳氏和儿子们居住。因为这时孟庆华已经18虚岁，并且三年学徒期满，开始挣点钱（每月三块大洋），也该娶媳妇了，西院原来居住的那三间西厢房已经不够用了。对贾氏来讲，三儿子孟宪奎在日本投降后还无音信，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当时家里有四个孙子四层房，将来也够用了，给大儿子这门两层房也不为过。这时孟宪增夫妻二人和蓟县的几个同伴去唐山打工，男人都下井挖煤。干了一个多月，孟宪增听说下井挖煤有风险，就自己回家务农来了。本来孟宪增就因脾气暴躁而经常打老婆，致使夫妻感情不合。妻子赵氏到唐山上班后，长了见识，自然不愿意再回蓟县，为此夫妻分手。那年代结婚离婚都不需政府干涉，换帖子（男女方家长互相交换写着新郎、新娘生辰八字的庚帖）算订婚，拜天地算结婚。有老人家长在的，把媳妇退回娘家算离婚，没老人家长的夫妻二人一吵架，说声“散伙’就算离婚了。后来孟宪增这门就是光棍爷仨过日子了。
1946年开始搞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贫农成分。后来还在城南分了几亩地。孟庆云又调到马伸桥二区任区公安员。在土改中，有些大地主害怕挨斗争，就跑到北京的国民党统治区去了。
1946年9月下旬，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蓟县城和邦均、马伸桥等较大村镇，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县长李维周。原来那些跑到北京的地主富农又回到县城里来了，国民党政府组织这些逃亡的地主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结果地主又把我家分的几亩地（我家种好麦子了）要了回去。我父亲孟庆云一直在解放区（马伸桥二区）工作，因当时蓟县没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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