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在嘴里沙沙的垫牙，很难咽下去。（1961年低指标时我也吃过，但长辈们说旧社会常吃这个）再有就是以瓜菜代饭了，因家里有园田，多吃瓜菜也省粮食。总之吃肉是很少的，从来就没吃过肉丸饺子。
日伪时期，孟宪增在做工伕时，负责给我家东院的日本队部的厨房挑水、劈柴和挑泔水。日本兵中午、晚上长期吃大米饭，每顿饭菜里都有肉。吃剩下的米饭和菜肉全倒进泔水桶，孟宪增以要泔水喂猪为名义，把泔水挑回家。到家里后，妇女们就把泔水里的米饭和肉块捞出来，剩下的泔水才喂猪。捞出来的米饭和肉块清洗一遍晾干后，大米饭掺些小米做饭混着吃，肉块加些菜再做一遍，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1945年，伪县长李午阶组织13——65岁的男子到城墙上挖战壕时，13虚岁的孟庆余也去干活。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午阶的一个勤务兵——也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休息时，这个勤务兵拿出一个烙饼给孟庆余吃了，他简直像过年一样高兴。这么一件小事，却让孟庆余永生难忘，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可见那时穷人家吃到白面是多么不容易。
现在的年轻人别以为这是个别现象，当时我家在城里居住，打工挣钱的机会比较多。因为过去是按照土地的多少来缴纳公粮和摊派义务工的，修城墙、建炮楼、挖壕沟、架电线杆等都是“义务工”（俗称派伕、出官工）。城里的财主、店铺老板土地多，摊派的义务工也多，自己家又没人去干，只好雇人去干。我家地少，摊派的义务工也少，男人们就可以去“打工”挣钱了。虽然自家的土地产的粮食不够吃，还可以花钱从市场上买些粮食，所以，家里没有出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今天吃的没明天吃的”现象，更没有遇到过庄稼颗粒无收，逃荒讨饭的年景。因多数土地在高处，怕旱不怕涝，过去是发大水的年景多，大旱年景少。所以，在那年代孟昭信家的这种生活水平，也属当时的“小康之家”了。那些居住在农村，以自家土地为生的人家，遇到水灾旱灾，或是产量骤减或是颗粒不收，就要靠逃荒讨饭为生，那年代在讨饭途中冻饿而死的穷人多得很。那时街头路边经常出现逃荒讨饭人无名尸体，俗称的“死倒儿”，倒在哪家门口，就有哪家负责埋在“乱葬岗子”。死在大路上的，由地方保甲长派人掩埋。（难怪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生活艰难，吃不饱肚子，许多贫下中农还是对党和领袖感恩戴德。因为在旧社会，遇到灾年逃荒讨饭冻饿而死的会更多。即使在这三年困年时期，虽然每天的粮食定量较低，但是他们吃白面的天数，也比解放前自家种地无灾无害时吃白面的天数多。那时夏季分90天的口粮都是小麦，秋季分270天的口粮，除去有稻地村可分一部分稻谷外，其余都是粗粮。我村地少，夏季只分40多天的小麦，另外国家粮库供应一部分大麦和粗粮。对于占社会多数的贫下中农来说，解放前的生活比解放后要困苦得多，所以，国家领导人才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1942年初，孟昭信把15虚岁的二孙子孟庆华送到西大街杨家铁匠铺（注5）去当学徒。学徒期限是三年，管吃管住不给工资，不给假日，三年以里不许回家（连春节也不许回家，但家属可以去探望）。说学手艺，其实前两年就是给师傅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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