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又三年。从吃的看则是粗粮糠菜为日常生活，大米白面逢年过节才吃。春秋夏季，一日三餐两稀一干（早、晚只吃稀粥，中午才吃米饭、饼子等干的）。冬季“天短”，妇女孩子在家呆着，一日两餐，以稀为主以干为辅（上午九点钟吃一顿，熬稀粥、泡白薯、咸菜条，下午四点钟吃一顿，还是熬粥或豆面疙瘩汤、干的是白薯或者玉米、高粱、白薯干面的饼子、咸菜条）。男人冬季上山打柴，起大早出发很晚才回来，要带“干粮”（白薯或者玉米面菜馅饼子）。
前面说过，孟昭信一大家子十多口人，虽有20亩左右土地，而且在马圈头、冀庄、七里峰村边的旱田、稻地是和人家种分收，只得一半粮食，再除去交公粮，剩下的就不多了。如前面估算所收获粮食至多二千四五百斤，其中细粮四百多斤。光靠自家地里生产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那孟昭信病故前的1942年来说，当时全家12口人，包括：孟昭信夫妻二人，孟宪成遗孀孟绳氏（38虚岁）、长子孟庆云（18虚岁）及妻子孟刘氏（19虚岁）、次子孟庆华（15虚岁）、女儿孟淑珍（14虚岁），孟宪增（29虚岁）夫妻二人及长子孟庆余（10虚岁）、次子孟庆宇（5虚岁），孟宪奎的未婚妻（15——16岁）。以此算来，每年人均粮食二百斤，其中细粮二十斤。在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实行粮食低指标政策，我们村的粮食指标是每人每天八大两（0.4公斤），每月24斤，每年288斤。1963年以后，我们蓟县的政策是余粮队最高人均每年420斤（其中小麦占四分之一），自足队380斤（小麦占四分之一），缺粮队360斤。我们村是蓟县城里，地少人多，每年都吃购粮证，人均每年360斤。在1942年，我家的土地生产的粮食每年人均200斤，其中细粮只占十分之一。与解放后的三年低指标时期相比还要低得多，所以，土地改革中给我家定为贫农成分，也就可以理解了。1960——1962年，尽管全中国的举国上下的人们，都处于忍饥挨饿的低指标时期，但是大多数贫下中农还是拥护党，拥护国家领导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在解放前我家的生活状况，与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也是非常困苦的。因为城北的旱地不适合种小麦，只能种玉米和高粱、谷子、白薯（也称甘薯、地瓜）等。只有和人家种分收的地里生产小麦和水稻，好年景可得一百多斤小麦，三百多斤稻谷。所以，家里细粮很少，只有过节才吃大米和白面，一年也就有数的那些天。习惯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豆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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