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样板戏。江青用行政手段封杀文学上的新民粹派，而代之以不中不洋的现代京剧。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西方化理论的典型逻辑。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容易主导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理智。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已经认识到，关闭国门是不行的，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试图保持中国的“体”，对于他们来说借鉴西方的“用”是不得已而为止的手段，这种思路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的存在，但是他们认识到的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他们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只是技术超越了中国，而不是文化上的先进概念，或者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化还是世界化的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船坚利炮，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如胡适等。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加强了，因而对西方化更加认同。在中国的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用语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方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程代熙则认为：“全盘西化的思想不限于早期的胡适，可以说，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的确在20年代使用过“全盘西化”一语，后来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使用“充分世界化”一词，不过在胡适那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说法而已，中国的“百事不如人”，要“不需要怕模仿”地“学人家”，但是在胡适在心目中，学人家并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人家的“科学和民主”，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中，他认为“科学技术”将成为世界文化，认为中国应当虚心地接受这个科学技术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本质，即民主。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才会比先前更为发扬光大。由此可见出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西方化主张是和民主、自由、科学的启蒙理念相联系的。何以有此说，因为周作人主张文学要向西方学习，要起到启蒙的作用。1925年的鲁迅，在给青年人开读书单时，说了“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话。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如此，从来就是毫不留情，例如他对梅兰芳京剧的看法，他对中医的看法等等，这方面鲁迅是极端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因而对中国文化是绝望的。虽然他有所谓的卧治时期，专门抄古碑，辑录古书，但是做这些他感到的是更加的无聊。在鲁迅的心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都需要破坏”，“什么都要重新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