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重新做过”的根基在哪里呢？在拿来主义――从西方取来真经，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当然，鲁迅所谓的拿来，并不是一味地把别人的都取了来用（那叫“废物”），而是“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门别类，总之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武装自己。实际上，拿来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坛非常有影响，几乎可以说“拿来主义”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之西化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
鲁迅是非常深刻的，比如他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和批判，以其深刻，然而，在文学上他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个中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和他的“拿来主义”文学观有关系。极端论者常常说鲁迅在文学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为什么？“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真正“世界化”的文学。
西方化派的纠结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否定是义无反顾的，他们能够“批判”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但是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文学，它否定了中国传统诗学，这是接近创造的第一步，但是迈出了这一步的新文学作家、理论家们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直接“肯定”了西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知识界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周作人，他在《罗素与国粹》中就说：“中国人何以喜欢泰格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而西方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正好相反，于是肯定西方就成了必然。它否定了一种传统，并不是意味着创造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新世界文学，而是向西方倾斜，走了西方化的路子，创造了一种西方化的“新文学”。
不过总的说来，西化派对民族化派比较宽容，相比而言，西化派态度温和，没有弱势心态。例如西方化论者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否定，相反他还号召人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而寻出真意义、真价值来。胡适自己就说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的开山宗师十分崇敬的。（《胡适博士个人回忆录》）”再比如，周作人一方面他是西方化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也是民族化（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和肯定）的探索者，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创始人的意味。五四时期主张西方化者中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如陈独秀就说过“吾人尚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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